整理刻印医方巨著
晋唐时期，为医学家和病人提供疾病治疗方法和处方用药一类的集子大量出现，其中颇多编者个人的心得体会。《千金方》与《外台秘要》是集诸家医方之大成者，所收各家医方数以千计。到了宋代，大型方书之编纂工作，已非个人力所能及，政府比较重视和支持，并以官方的力量，组织学有专长的名家，进行着巨大医方的编纂整理。例如《太平圣惠方》、《和济局方》、《圣济总录》等，反映了宋代在医方整理和研究方面的巨大成就。
《太平圣惠方》是宋王朝组织编纂的第一部大型方书。据《宋史》记载，宋太宗赵炅（匡义），素喜医术，曾收藏经过应用的有效的医方1000余首，于公元982年（太平兴国七年），下诏翰林医官院（类似现代的医学科学院）向全国征集有效医疗处方，又得到各医学家应用之效验方或家传效验方10000余首，遂命尚药奉御王怀隐等编《太平圣惠方》。王怀隐，今河南商丘人，精医药，曾为道士，于公元976年奉诏还俗，充任尚药奉御，为皇室医药保健服务，后晋升为翰林医官使。公元978年奉命与翰林医官院副使王、郑奇和医官陈昭遇等，共同编纂此书。淳化三年（992）编成《太平圣惠方》100卷，宋太宗御制序文，并经政府刻本刊行。此书分为1670门，收载医方多达16834首，内容颇为丰富。每一门类，均以《诸病源候论》的病因、病理和证候等医学理论为纲，其后附录所汇集的有效方药，是一部理论联系实际，具有理、法、方、药完整体系的医方著作，很有临床实用价值，影响极大。公元1046年，经何希彭选其精要，辑成《圣惠选方》，作为学习医学的教材应用了数百年，足见其影响之大和深远了。
《和剂局方》是宋代由政府创办的专营药物买卖的“和剂局”（原名卖药所）配制成药的处方集。和剂局成立之初，所用方剂“或取于鬻药之家，或得于陈献之士，未曾考订，不无舛讹”。甚至药味脱漏、分两差错者时有所闻。宋王朝得知此情之后，便下诏书，遴选医家，进行刊正。在太医令裴宗元、提辖措置药局陈师文、陈承等人的主持元建安宗文书堂郑天泽刻之《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下，校正、编撰《和剂局方》。裴宗元，原为江浙一带名医，公元1107~1110年间，任奉议郎、太医令兼措置药局检阅方书等职。陈师文，今浙江临安人，曾任尚书库部郎中、提辖措置药局等职。陈承，今安徽贵池人，曾任将士郎措置药局检阅方书等职。他们用一年多的时间，撰成《和剂局方》共5卷，收载医方297首，成为和剂局制剂的规范。其后，该方书经过多次增补，内容日益丰富，公元1151年，又经许洪校订，改名为《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颁行全国，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药局的成药处方集之一。该书由5卷增至10卷，载方达788首，每方之后，除药物组成及主治病症外，还对药物之炮炙和药剂配制方法作了详细说明，在推广成药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该书所收载的方剂多为丸、散剂型，便于保存以备随时取用，很受群众欢迎，所以影响极大，甚至有“病者持之以立命，世人习之以成俗”的高度评价。长期的实践证明，《和剂局方》中的许多方剂都是确有实效的，所以至今仍为临床医学家所常用。但也不能否认，该书也确实收录了一些药味庞杂的方剂，对疗效的记述也有过于夸张的缺点，加之用药存在着偏于温燥的倾向，因此用者若不详辨疾病之证候，一味生搬硬套，则流弊难免。元代朱丹溪撰《局方发挥》给予批评，使之能更好地为人们按具体病症检方应用。
北宋政和年间
所编《圣济总录》书影《圣济总录》是宋代最大的一部方书。宋徽宗时，由统治者组织医学家广泛征集历代方书和民间有效方药，于公元1111年开始，历时7年编成，全书共200卷，分为60门，载方约20000首，对前代方书几乎囊括无遗。该书每门之下分列若干证，每证之首，先论病因病理，次述治法方药，综括内、外、妇、儿、五官、针灸、正骨等13科，内容极为丰富。
《圣济总录》是一部医方全书，故对宋代盛行的医学理论——运气学说，也作了系统的论述，体现了官方对该学术思想的重视和推崇。这里我们引用宋徽宗御制序的一段话，可知其对医药之修养和对五运六气学说的重视，他说：“生者，天地之大德；疾者，有生之大患；方术者，治疾之大法。”“朕悯大道之郁滞，流俗之积习，斯民之沉痼，庸医之妄作，学非精博，识非悟解。五运之数，六气之化，莫索其隐，莫擬其远，曰寒曰热，寒热之相搏，差之毫厘，失以千里。”“朕作总录，于以急世用，而救民疾，亦斯道之荃蹄云耳。……御五行之数，运六气之化，以相天地，以育万物，至于反营魂而起当生者，岂细事哉，盖有来者焉。”《圣济总录》编成后或未及印行，京城开封已陷落金人，其书版也被金人运走，至金代大定年间（1161~1189）始刊行于世。因此，南宋医学家的著作中没有能引用该书之内容者。其后，元大德（1297~1307）再印，该书才逐渐在全国流传，对我国医学的影响也逐渐扩大。
创办专营药物的官药局
王安石变法期间，在医学上采取的重要措施，除了实行“医学三舍法”以改革医学教育外，其次就是太医局卖药所的成立，这是中国药学史上的一件大事。
当时由于药商操纵药材，造成药品缺乏，成药规格也不统一。再者，药商只顾追求盈利，不管病人安危，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现象相当严重。实行变法后，按“市易法”规定，药品贸易由政府控制，国家专卖，禁止商人投机。并采取切实措施，于熙宁九年（1076）在开封设立太医局卖药所（又称熟药所），后来各地增设，到1103年已有5所。另外还设“修合药所”即炮制作坊2处，专门负责药物之炮炙与加工，药物先经此所加工再由卖药所出售。后来“卖药所”改称“医药惠民局”，“修合药所”改称“医药和剂惠民局”。公元1130年，南宋也设“和剂局”，又十二年后改称“太平惠民局”。不久，淮东、淮西、襄阳、四川、陕西等地均仿此成立了“惠民药局”。
官方药局的设立，促进了宋代医药事业的发展，药局所卖的熟药，比生药更便于医生和病人使用，是中国药学史上的一大进步。药局方书《和剂局方》的编纂和刊行，为推广成药、普及医药知识，发挥了重要作用。另外，药局制定的若干制度如轮流值班制度、药品检验制度、施药济贫赈灾制度等，在历史上也都有着一定的进步意义。
官药局成立之初，通过对药品贸易的垄断，纠正了药商投机造成的某些弊病，但随着宋政府的日益腐败，官药局也逐渐变质，他们亏减药料，以假代真，其唯利是图之严重，甚至为过去药商所不及，一些贪官污吏还私囤成药，投机发财，从而“惠民局”变成“惠官局”，“和剂局”变成“和史局”了。
解剖人体和绘制解剖图
我国解剖学起源较早，《内经》中对人体内脏特别是消化管道的大小、形状、重量和容量等已有了比较正确的记述。《汉书·王莽传》中记载了一项明确以发展医学为目的的人体解剖活动：“莽诛翟义之徒，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刳剥之，度量五脏，以竹签导其脉，知所终始，云可以治病。”这次解剖不仅度量了腑腑的大小，还注意探查了血管的走行方向，这比欧洲以动物为解剖对象进行此项研究显然要高明得多。
宋代人体解剖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主要标志是出现了两种解剖图谱，即吴简的《欧希范五脏图》和杨介的《存真图》。
《欧希范五脏图》已佚，其全貌不得而知。不过从僧幻云《史记标注》所引《存真图》中杨介的追述，尚可了解该图的梗概：“杨介曰：宜（州）贼欧希范被刑时，州史吴简令画工就图之以记，详得其证。吴简云：凡二日剖欧希范等五十有六腹，皆详视之。喉中有窍三，一食、一水、一气，互令人吹之，各不相戾。肺之下，则有心、肝、胆、脾；胃之下，有小肠；小肠下，有大肠。小肠皆莹洁无物，大肠则为滓秽。大肠之傍则有膀胱。若心，有大者、小者、方者、长者、斜者、直者、有窍者、无窍秆，了无相类。唯希范之心则红而，如所绘焉。肝则有独片者，有二片者，有三片者。肾则有一在肝之右微下，一在脾之左微上。睥则有在心之左。至若蒙干多病嗽，则肺胆俱黑。欧诠少得目疾，肝有白点，此又别内外之应。其中黄漫者，脂也。”欧希范，广西宜州人，本为书生，通晓文字，桀黠多智，曾任推官，庆历间（1041~1048），因参加叛军，被官兵诱杀。杨介后此50余年绘《存真图》时，当见过《欧希范五脏图》，其所引吴简的话，也许是吴简在《五脏图》中所说。从吴简的叙述看，当时对于脏腑的位置及其比邻关系都有了基本正确的认识，最可贵的是记载了“蒙干多病嗽，则肺胆俱黑。欧诠少得目疾，肝有白点”，这显然是我国早期的病理解剖学的萌芽了。虽然病嗽与肺胆变黑，目疾与肝生白点未必直接相关，但这种探索“内外之应”的思考方法却很有进步的意义。
杨介，字吉老，泗州人，以医术名四方，他所校订的《存真图》也已佚失了。僧幻云《史记标注》引《存真图》云：“杨介曰：……崇宁（1102~1106）中，泗贼于市，郡守李夷行遣医并画工往观，决膜摘膏，曲折图之，得尽纤悉。介取而校之，其自咽喉而下，心肺肝脾胆胃之系属，小肠，大肠腰肾膀胱之营叠其中，经络联附，水谷泌别，精血运输，源委流达，悉如古书，无少异者。”这段话中，对于脏腑的解剖位置未予详细具体的说明，因而不能清楚地反映《存真图》的解剖学水平，但该图绘于《欧希范五脏图》之后50余年，参照《欧希范五脏图》的可能性是很明显的，所以较前当有进一步的发展。赵希弁评价说：“比《欧希范五脏图》过之远矣，实有益于医家。”此言大抵可信。
宋代的两部解剖绘图都没有流传下来，其部分内容却保留在后世的其他医书之中。例如元代孙焕在1273年重刊《玄门脉内照图》时，对《存真图》的图谱进行了部分转述；另外，朱肱的《内外二景图》、高武的《针灸聚英》、杨继洲的《针灸大成》等，都曾引用了《存真图》的资料。这说明杨介的《存真图》对后世医学家曾有过较明显的影响。元明时期医学书籍中的脏腑经络图、明堂图等，是我们了解宋代两部人体解剖图绘制水平的一个很有价值的参考。
针灸发展与铸造针灸铜人
北宋初，除皇甫谧的《黄帝针灸甲乙经》一书外，还有《黄帝明堂偃侧人形图》等一类针灸明堂书流传于世。但是，由于年代久远，其中图形描绘及文字叙述都有不少的错误和欠确之处存在，正所谓“去圣寝远，其学难精，虽列在经诀，绘之图素，而粉墨易糅，豕亥多讹”，“平民弊而莫赎，庸医承误而不思”。为了改变上述在针灸学上之混乱状况，宋政府“命百工以修政令，敕太医以谨方技”。有见于针灸之法，人命所系，日用尤急，所以要求首先纠正针灸书中之舛谬，以便针灸医家有所遵循。宋仁宗赵祯于天圣初年（1023）诏令翰林医官院医官、尚药奉御王惟一，考次针灸之法，绘制针灸图经，铸造针灸铜人，作为针灸之准则。
王惟一（约987~1067），又名惟德，宋代著名针灸学家，曾任医学研究机构翰林医官院医官、为王室服务的殿中省尚药奉御等医药要职，他对古医书中之有关针灸理论、技术、明堂图经等有着深入的研究。因此，在他奉宋仁宗诏书之后，又进一步对人体解剖、腧穴位置、经络走行、针灸主治等，竭心精意地进行了更深入的考察，系统总结了历代医学家对针灸穴位、主治等反复实践的丰富经验，删节迷信之说，增加古今治验，撰成《铜人腧穴针灸图经》3卷。于公元1026年呈宋仁宗，次年由翰林医官院刻印刊行。宋仁宗看后认为“经书训诂虽精，而学者执之多失”，指出“传心岂如会目，著辞不若案行”，于是“复令创铸铜人为式，内分脏腑，旁注溪谷，井荥所会，孔穴所安，窍而达中，刻题于侧，使观者烂然而有第，疑者涣然而冰释”。王惟一据此要求，又设计铸造针灸铜人两具。这两具铜人，大小与人体相当，于公元1027年铸成由翰林医官院上于宋仁宗，赵祯诏令一置翰林医官院，一置大相国寺仁济殿中。
中国历史上铸造铜人之举虽然早已有之，但在普及和推广针灸医学并使经络穴位规范化方面，铸造针灸腧穴经络铜人确以宋代王惟一的创造为最早。根据文献记载，王惟一设计铸造的针灸铜人，体同成年男性，躯体外壳可以拆卸，胸腹腔能够打开，腔内五脏六腑可见，而且位置、形态、大小比例也较合理；体表则精刻人体14条经络循行路线，各条经络之上的穴位悉备，并各注明穴位名称，尺寸比例正确，各与体腔相通。针灸铜人是我国针灸医学教学最早而且是最珍贵的教学模型。平时，它发挥着穴位规范化的作用，教学时它是针灸学生等学习针灸经络穴位的依据。根据文献记载：考试医学生时，体表涂腊，使经络被覆盖，孔穴被堵塞，然后再向体腔内注入水银（一说注入水），令被试者针刺，若取穴刺之有误，则针不能入；如果取穴正确无误，则针从孔穴刺入体腔内，拔针后水或水银即可从针眼中射出。设计如此精巧科学，实属罕见。有了这样高级的教具，无疑大大方便了针灸教学，从而对统一穴位和促进针灸学术的发展，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两具针灸铜人铸成后，颇得国人之注目。12世纪中叶，宋金战争宋人失利，在宋金议和时，金人即以索取针灸铜人作为一项议和的条件，可见金统治阶级是如何看重针灸铜人。元代至元年间（1264~1294），由于元朝定都北京，将宋针灸铜人从河南开封移至北京。由于宋铜人已经历200来个寒暑，其形象已经昏暗，穴名或已不清，或有缺损。至公元1265年，为了修复针灸铜人，曾请尼伯尔匠人阿尼哥对针灸铜人进行修整。经过修复后，其形象“关鬲经脉皆备，金工叹为至巧”，说明这位尼伯尔工匠的技术也是很高明的。修复后的宋针灸铜人，经近200年，其孔穴经络又已昏暗难辨，明代正统八年（1443），明英宗朱祁镇曾组织金工范铜仿作，“加精致焉，建诸医官，式广教诏”。从此之后，就难以寻找宋代针灸铜人踪影的文献记录了。明代高武，字梅孤，今浙江鄞县人，著名针灸学家，于16世纪中叶著有《针灸节要》、《针灸聚英》（又名《针灸聚英发挥》）等书，并铸造男、女、儿童针灸铜人各一具，作为定穴学习针灸的标准。此后，针灸铜人的铸造便由官府逐渐向民间发展，铜人也日益增多。现日本皇宫博物馆和俄罗斯列宁格勒博物馆各收藏一具中国针灸铜人，有学者认为即宋代针灸铜人，但也有人考察后认为，确是中国铸造的（日本有人报导其皇宫博物馆铜人是日本铸造的）。可是并非宋针灸铜人。本世纪70年代，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与南京医学院，曾考证历史资料，用电解铜复原宋针灸铜人，现收藏于该研究所中国医史博物馆。近另有开封市复原宋针灸铜人，拟归大相国寺供游人参观。
王惟一《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共记载腧穴657个，其中青灵、厥阴俞、膏肓俞、灵台、阳关等穴，是王惟一总结宋代针灸学家常用孔穴而新增加的，因为这些穴位在《针灸甲乙经》一书中尚未收载。关于穴位的排列方法，王惟一兼采《针灸甲乙经》和《千金方》之长，除四肢仍按十二经次序排列外，躯干穴位则分为偃、伏、侧、正四个方面进行叙述；头部、面部、肩部、侧颈项、侧腋、侧肋等，则按部位论述。这样的叙述既能使人了解古代经络系统，又有一定规律，且便于学习记诵和临床取穴，很是实用。书成后即由翰林医官院刊刻印行，由政府颁赐于各州。同时，除铸造铜人外，还将《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的经络腧穴图刻于石碑，立于大相国寺仁济殿，如此既可作为法定标准，学习之教具，而且可以避免传抄之误。本世纪60年代，北京西直门瓮城出土的针灸腧穴经络图残碑，图形内容很似宋代石刻，该碑或为元代与铜人同时运至北京者。
以上我们仅就皇帝和政府设立医药卫生机构，在发展医药卫生方面取得的诸种重要成就作了一些简要的论述，足以说明宋代官府是很重视医学发展的，所有这些措施和成绩，确实也对我国医学的发展做出了显著的贡献，这是个人之力所难以实现的，是政策促进医学发展的一个有说服力的证据。当然，宋代绝非只有官府对发展医学发挥了作用，许许多多个体医学家也以自己的学识、财力和物力对医学的发展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妇产科学的发展
宋代妇产科有了长足的发展，伴随着妇产科理论研究和临证经验的积累，产生了象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和杨子建的《十产论》这样在中国妇产科学史上影响很大的妇科专书和产科专书。
陈自明（约1190~1270），字良甫，今江西抚州人，世医家庭出身，博学多识，曾任建康府（今南京）明道书院医学教授，精通妇科和外科学术。由于宋代太医局创设妇产科而缺少专著，他系统总结前人经验和理论成就，结合家传和自己的临证经验，于公元1237年编成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妇产科专书《妇人大全良方》。
《妇人大全良方》，由于刻刊较多，书名也较混乱，如《妇人良方》、《妇人良方大全》、《妇人良方集要》等，全书24卷。陈自明参考宋以前妇科文献30余种，采摭诸家之善摘而用之，并附以家传之经验，分为调经、众疾、求嗣、胎教、候胎、妊娠、坐月、产难、产后等门，每门之下又分若干病证，每病证之后列举方药，计200余论，分述各种疾病病因、证候、治法与方药，内容多切于临床实用。
《妇人良方》一书中之调经、众疾、求嗣等门属妇科，主要论述了月经的生理、病理等。例如对月经不调、闭经、月水不断、暴崩，崩中带下、痛经等，均有比较详细的论述。在治疗上很重视调经，他认为“经脉不调，众疾生焉”。因此，他提出温经、通经、调和荣卫和滋养血脉等法。在求嗣门中，论述了受孕的时间问题，认为月经净后1—6天容易怀胎，过6天后则不易成胎。这只是经验之谈，与现代医学关于排卵期的认识不相一致，至于其立论依据，则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该书之胎教、候胎、妊娠、坐月、产难、产后诸门则为产科内容。在产科的论述中，陈自明提出：若月经三月不行者，就应当考虑妊娠的可能；为了确定是否妊娠，他使用艾汤调川芎末内服以验胎动的妊娠诊断方法是比较科学的。在胎教门中，他认为父母对子女的教育，不是开始于学龄时期，也不是始于婴幼儿时期，而是应当从母体妊娠之日起，就应当注意教育，所以他命名为胎教。他强调母亲在怀孕期间，应当注意调摄精神情志，注意饮食劳逸，认为这些都会对胎儿有所影响。因此，他列举了妊娠禁忌药物，对于可能会产生吐、泻作用的牛膝、三棱、干漆、大戟、黎芦、巴豆等都提出应予禁服，陈氏更明确强调孕妇应禁酒等。所有这些都是出于对胎儿正常发育的保护。因为，这些药物对子宫平滑肌是有兴奋作用的，其毒性也可能对胎儿发育造成影响，甚至引起畸形。我国胎教学说的发展，不但强调妊娠期的饮食营养、起居劳逸，更有意义的是强调母亲情志愉快，不要暴怒癫狂等，还要听喜爱的音乐，看有兴趣的戏曲，这对胎儿之正常发育必定是有益而无害的。
我们还要指出，陈自明作为一位妇幼保健学者，他承继了我国提倡晚婚以强壮民族素质的传统主张，正如他所强调：“男虽十六而精通，必三十而娶，女虽十四而天癸（月经）至，必二十而嫁。皆欲阴阳完实，然后交而受孕，孕而育，育而子坚壮强寿。”陈氏上述论述是十分科学的，这对我们现代人仍有着可贵的指导意义。
除上述真知灼见令人钦佩外，陈氏关于“世无难治之病，有不善治之医；药无难代之品，有不善代之人”的论述也颇富哲理。他对医、药学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也反映了他在医疗实践中敢于向难治之病挑战，又善于灵活选择用药的胆识和才能。
杨子建，早于陈自明100余年，他的《十产论》约成书于公元1098年，是一部产科学专门著作。所谓十产，是杨氏总结的10种正常和异常的胎儿分娩类型，即：正产，指正常分娩；伤产，指未足月产或催产过早者；冻产；热产；横产，指肩先露；倒产，指足先露；偏产，指额先露；坐产，指臀先露；碍产，指脐带攀肩；盘肠产，指子宫脱垂。杨氏的概括是相当全面的，他几乎对各种难产的叙述都涉及到了。杨子建《十产论》中详述了各种难产的诊断要点和助产方法，尤其是他所描述的转胎手法，是产科学史上异常胎位转位术的最早记载。例如肩先露的横产转位手法，他叙述说：“凡推儿之法，先推儿身令直上，渐渐通以中指，摩其肩，推其上而正，渐渐引指攀其耳而正之。俟其身正，门路皆顺，煎催生药一盏，令产母服后，方可使产母用力，令儿下生，此名横产。”又如：“碍产者，言儿身已顺，门路已正，儿头已露，因儿转身，脐带拌其身，以致不能生。”很明显，杨氏所叙述者是脐带拌肩不能生下的难产。那么，作为产科之助产人员如何排除这一难产呢？杨子建也作了很具体的论述，他说：“令产母仰卧，产婆（助产士）轻手推儿向上，以中指按儿肩，脱脐带，仍令儿身正顺，产母努力，儿即生。”以上所举两例难产之解除方法，都是符合现代产科学的基本要求的。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难产门”的内容基本上引白杨子建撰的《十产论》，可见其影响是很大的。现代产科学传入我国后，一概排除了我国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助产技术，不知其中尚有许许多多现代产科学所不能替代的科学内容。古人的正确认识和方法，应该在深入研究和对比中予以选择和继承。
小儿科学的进步
我国医学的小儿科，向以颅囟、少小名之，其专著应该说早已有之，如《颅囟经》等。但唐之前的儿科著述均失之过简或不存于世。唐代孙思邈虽十分重视妇幼之独立成科，也积累了非常丰富的资料，但只详列于《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之卷首，未能以专著面世。直至宋代，儿科专家钱乙撰《小儿药证直诀》一书，才使我国儿科学发展到了新的高度，该书是我国现存第一部内容丰富的儿科专著。
钱乙（1032~1113），字仲阳，今山东郓城县人。父颢善医，然嗜酒喜游，东游海上不返。当钱乙只3岁时，母死，由姑母收养，并教导其继承医业。钱擅长儿科医疗，著名于时，由于治愈长公主女疾，授翰林医学。后皇子病瘈疯，钱乙为进黄土汤而治愈，宋神宗（1068~1085）询问其治疗医理后很高兴，钱乙升任太医丞，由是公卿宗戚家延请者无虚日。其治病有用药者，有不用药者，判断预后之吉凶，颇多所言。钱乙治学，十分强调一要多向名师名家请教，二要广泛阅读医书专著，三要不可墨守古法。此三者当是钱氏在小儿科学方面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小儿药证直诀》一书，共3卷，由钱氏的学生阎孝忠，于1119年根据老师40年积累的临床经验和理论知识，加以整理总结而成。上卷论脉证治法，中卷叙尝所治病，下卷为诸方。
钱乙十分重视小儿的生理、病理特点，他着重指出小儿处于发育生长阶段，“五脏六腑，成而未全，全而未壮”，由此决定了婴幼儿童的病理特点为：“易虚易实，易寒易热。”他考虑到存在于小儿的这些生理、病理特点，所以在治疗原则上主张应以“柔润”为法则，反对“痛击”、大下和蛮补。对于一些必须应用下剂的病症，他也强调在下后必须用和胃之剂加以调理。他的这些论述和所制定的原则，在指导小儿科疾病的治疗上是十分重要的，也为历代小儿科医家所遵循。
钱乙治学思想如《宋史·钱乙传》所述，“为方不名一师，于书无不阙，不靳守古法”。他既尊重前人经验，又不墨守成方，根据自己的临证经验，大胆创制新方，并善于化裁古方。他自创或化裁的许多方剂，如异功散、六味地黄丸、升麻葛根汤、导赤散等，至今仍广泛应用于儿科临床，并且成为其他科的常用方。
钱乙分列五脏虚实证候及治则处方，并在临证时常以五脏病变作为施治的依据，从而确定了以五脏为纲的辨证论治方法，并为以后的脏腑辨证奠定了基础。
在诊断上，小儿难以获得问诊和脉诊资料，因而钱乙进一步发展了儿科望诊的方法，根据实践经验归纳总结出了“面上证”、“目内证”，运用面部望诊和目内望诊方法，观察不同疾病在面部和眼睛上的不同变化，提高对儿科疾病的诊断水平，对指导小儿科临床是很有帮助的。
在儿科常见传染病——麻疹、水痘与天花的鉴别诊断上，钱乙也有超出前人的见解。隋唐以前，有关这三种传染病的鉴别诊断含混不清，而对它们作出鉴别对于临床治疗和判断预后又是必要的。至宋论述痘诊的医书渐多，钱乙在他的书中对这三种传染病也有新的论述。如他讲到麻疹患儿的典型症状：“面燥腮赤，目胞亦赤，呵欠烦闷，乍凉乍热，咳嗽喷嚏，手足梢冷，夜卧惊悸，多睡，并疮疹者，此天行之病也。惟用温凉药物治之，不可妄下及妄攻发、受风冷。”可见钱乙已注意到麻疹与感受时邪有关，并比较正确地阐述了诊治法则。另外，对麻疹、天花与水痘三者在形态的鉴别上，钱乙也有所述及：“五脏各有一证，肝脏水疱，青色面小；肺脏脓疱，色白而大……脾脏疹小而次癍，故色赤而黄小也。”这里分别提到天花的脓疱、水痘的水疱与麻疹的疹子。但在病因上，虽认识到与时行有关，却同时又认为系胎毒所致，可见对病因的认识仍是比较笼统模糊的。
宋以前，惊、痫不分。至钱乙始创惊风病名，使与痫症区别开来。并将惊风分为急惊风与慢惊风，指出急惊多实，慢惊多虚，故治疗上“急惊宜服凉泻之药，慢惊宜用温补之方”。
书中钱乙还对许多儿科常见疾病进行了论述。由于钱乙在小儿科方面的贡献，后世尊他为我国儿科的奠基人。
董汲，字及之，东平（今山东东平）人，北宋医家。撰有《小儿斑疹备急方论》、《脚气治法总要》、《旅舍备急方》。他擅长治疗小儿科疾病，于痘疹尤精，与钱乙齐名。
1092年冬，山东东平县天花流行，当时已为名医的董汲用白虎汤治疗获效。次年撰《小儿斑疹备急方论》，对麻疹与天花已有初步鉴别能力，始将麻、痘分别论述：“其脏热者即为疹，盖热浅也，其腑热者即为泡。”将麻疹称为麸疹，以其疹愈时皮屑如糠麸脱落而名之。
董汲治疗斑疹，善用寒凉药物，反对滥用温热之剂：“大率世俗医者，斑疹欲出，多以热药发之，遂使胃中热极，其初作时，即斑疹见于皮下，其已出者，变黑色而倒陷，即见不快，犹用热药，熏蒸其疾，斑疹得热，则出愈难，转生热证，大小便不通，更以巴豆取积药下之，则使儿脏腑内虚，热又不除，邪气益深……遂使百年之寿，一旦为俗医所误也，可不痛哉！”对此，董汲阐述他的治疗原则：“其证候未全或未明者，可与升麻散解之；其已明者，即可用大黄、青黛等凉药下之，次即与白虎汤……大率疹泡未出即可下，已出即不可下，出足即宜利大小便……”他所述的治疗方法对当时及后世均有一定影响。《小儿斑疹备急方论》一书可称为论述小儿痘疹证治的第一部专著。
在此，我们还应提一下滑寿的《麻疹全书》所论：“舌生白珠，累累如粟，甚则上颚牙龈，满口遍生。”医史界曾有人以此认为滑寿是最早描述麻疹颊粘膜斑的医学家，并建议Koplik氏斑应改名为滑寿Koplik氏斑，以尊重滑氏之贡献和发现。
李时珍的杰出成就与《本草纲目》
李时珍（1518~1593），字东璧，号濒湖，湖北蕲春县人，我国著名于世的药学家、医学家。医药学家李时珍李时珍出身于一个医学世家，父亲李言闻是当地名医，李时珍受父亲的影响很深，从小即喜爱医药知识的学习，但父亲希望他攻读四书五经以求仕途。李时珍在父亲的严格督促下，精读经史之书甚勤，但却无心功名利禄。及长，他更加用心于医药学之研讨学习。父亲也不得不接受时珍的志愿，便将自己一生临床治病的经验传授给儿子。李时珍专心医药钻研的志愿得到父亲赞同后，所有精力和时间几乎都用于医药知识和相关学科的广搜博采上。他闭门读书达10年之久，因此，对史学、哲学、文字学、训诂学等，造诣甚深，尤其对药物名称、药性、药效、炮炙、药物资源，均有着深入而广泛的研究。他在深入药物之研究中，走出读书室，躬身实践，足迹遍及湖北、湖南、广东、河北、河南、江西、安徽、江苏等省。有关谷、菜、瓜、果类药物的问题，就去向农夫学习；有关各种鱼、鳞、介类药物的问题，就去向渔夫请教；有关矿石类药物中的问题，就去向手工业工人、采矿者询问；有关蛇类药物、兽类药物中的问题，他就去向捕蛇人、猎人调查，数十年如一日，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李时珍墓李时珍治学态度严谨，除了深入实地进行调查核实外，还做了不少临床药理实验、动物解剖和比较解剖等。如山茄花能使人笑，有麻醉作用，他采集后亲自尝试予以验证。他为了订正一味药往往花费很大精力，如为了能区别蓬蘽的5个不同品种，他亲自采集，一一对比鉴别，并与《尔雅》所记述者进行对照，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始得其的”，“诸家所说，皆未可信也”。他为了丰富自己的著作，不但对前人之本草广收博采，还对当代人之用药经验进行总结，同时，还对国外传入以及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医疗用药经验进行整理。因此，他的《本草纲目》记述了许多由亚、欧、非国家和地区传入之药物，经过他的努力，使中国药用植物等新增加374种，达到1892种，这一成就在中国药物学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作为个人尤为突出。
李时珍治学思想比较进步，他不迷信古人，敢于“发现前人未到之处”，因此，他在《本草纲目》的每一种药物之下，几乎都列有正误一条，就是改正前人错误的内容。在这些正误中，凝集着他一生之研究心得，无论是古人还是当代人，也不论是经典著作还是一般著作，只要他发现其中的任何错误，都给予批评指正，从不回避矛盾。可贵的是，李时珍所作的结论，不论是正名、产地、药性、气味功效和采集、加工，其纠正、辨误大多是言之有理，持之有故，而且符合科学道理。他的正误提高了中国药物学的研究水平，有着明显的创造性，也说明他的自然科学知识渊博，鉴别能力高超。
李时珍研究医药学的进步思想，还表现在对非科学的服石以求长生不老的神仙术，持有坚决的批判态度。如在谈论古代金银服石时批判说：“血肉之躯，水谷为赖，何能堪此金石重坠之物，久在肠胃乎。求仙而丧生，可谓愚也矣。”抱朴子云服食可成仙“亦方士谬言也，不足信”，为“邪说”、“幻诞之谈”。他还公然向药物学的老祖宗——《神农本草经》及著名炼丹家、医药学家葛洪宣战，批评他们在提倡服石追求长生不老方面”误世之罪，通乎天下”。他指出：这些药物“治病可也，服食不可也”。
李时珍治学态度严谨，知之为知，不知为不知，凡经研究者则力陈己见，所未能考察者则存疑待考，不作妄断。所以，他对许多未能深知的问题，则用“未审然否”、“亦无所询证，姑附于此，以俟博识”加以说明。这种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难能可贵，他对后人寄托的厚望和笃信，是给予我们的有力鞭策和鼓励。
李时珍对发展中国药物学方面所做的卓越贡献是有口皆碑的。其实，他在医疗方面，发展切脉诊断方面，都有着出色的成就。由于他的医术高明，曾被召入太医院为最高统治集团治病。他医疗思想活跃，不但重视传统的理法方药理论，还很尊重金元四大家的医学争鸣论述，推崇张元素、李东垣的医疗思想，而且强调民间医疗经验的总结，他将自己收集到的11096个单方、秘方、验方，各一一附录于各该药物之下予以论述，这也是他的一大创举。他研究中药学数十年，参考各种图书800多种，撰成《本草纲目》52卷，集明代药物学之大成。在诊断方面，他还撰有《濒湖脉学》一书，发展了中医诊断学。所著《奇经八脉考》一书，则是规范中医经络学说的一次有价值的努力。李时珍被誉为中国最著名的医药学家、世界著名的学者，当受之无愧。
《本草纲目》是李时珍的代表作，撰成于1578年，得知名人士文学家、南京刑部尚书王世贞作序，于1590年在南京刊行，即世之谓金陵版。李时珍之子李建元将此书进献皇帝，圣旨：书留览，礼部知道，钦此。书成后经儿子进献虽已实现，但并未达到借朝廷之力予以推广之遗愿。可喜的是，《本草纲目》以其继往开来的卓越成就迅即为医药学界赞赏推崇，金陵初刊后不到7年，即在江西刊刻了第二版。到目前为止，仅国内刊刻排印次数就已达近60次之多，平均每6年多即再版印刷一次，足见其影响之大了。
《本草纲目》共52卷，收载药物1892种，绘制药物图1109幅，附方11096首。所收药物以其天然来源及属性为纲，分为16部；在同一部下，则以相近之类别为目，更分为60个类目，条分缕析，一目了然。李时珍的药物分类法在前人基础上做出了创造性贡献，有着相当高的科学价值。例如其所收之1094种植物药，是根据其根、茎、叶、花、果的特点，及其性味、形态、生长环境、习性与人类生活的关系等因素，加以综合分析、归纳比较进行区分的。李时珍的动物药分类法尤其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书中把444种动物药分成虫、鳞、介、禽、兽、人等6部。其中虫部所记述者相当于无脊椎动物；鳞部所记述者相当于鱼类；介部所记述者有一部分爬行类和两栖类动物；禽部所记述者则相当于鸟类；兽部所记述者系指哺乳类动物；人部是指人类。这样的分类排列顺序李时珍认为是“从贱至贵”。这个贵贱，既非药用之经济价值，也非动物体型之大小，而是指动物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而言。有一个例子足可以证明李时珍所说的贵贱，确是对动物发展的一种肯定，绝非其存在的经济社会价值。譬如封建社会至高无上的龙、凤，均被列入低级的鳞、禽部。《本草纲目》对动物药的分类，确已具备了生物进化的进步思想。《本草纲目》论述动物性药物时还科学地指出：鸟产于林，故羽似叶；兽生于山，故毛似草，毛合四时，色合五方。充分论证了动物为求生存适应环境而变异的生物特征。在有关家种、驯养时更指出：野生动物可以人工驯养，而家种植物伏于野生。实际上是对生物受到人工方法的干预而发生变异和动物遗传的某些特征的有关认识。
《本草纲目》在国内外的影响极为广泛。《本草纲目》出版后，在国内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确是医药学著作罕见者之一，“士大夫家有其书”并非过誉。与此同时，随着该书之东渡和西传，《本草纲目》在国外影响之大，可能是中国医药著作中之仅有者。
早在《本草纲目》刊印后11年，江西本就东渡日本，以“神君御前本”珍藏幕府首脑德川座右。公元1614年，日本著名医学家曲直更得到金陵本。1637年，日本便以江西本为底本翻印《本草纲目》。此间除了医学家们竞相传抄外，刊刻之江西本、杭州本等先后有8次之多。另外，1699年，冈本的《图画和语本草纲目》虽只载药1834种，然可算是日译之始。此后，以日语编译之作很多。1934年东京春阳堂刊印的《头注国译本草纲目》精装本15册，是日本全译《本草纲目》的第一部。1974—1979年更出版了修订本。300多年来，特别是近些年来，日本学者以《本草纲目》为课题的研究论文和著作真可谓雨后春笋，方兴未艾。
《本草纲目》西传，据现在所知，最早者可能是18世纪初。此后，《本草纲目》或带到欧洲，或节译介绍到西方。到18世纪末，《本草纲目》被摘译的西文本有英、法、德、俄等多种文本。《本草纲目》之中文本也同时相继传到欧美，英、法、德、俄、意、荷、瑞典、比利时分别藏有《本草纲目》的善本，如金陵本（1596），江西本（1603），张云中本（1655），太和堂本（1655）等等10，多种。尤其是美国国会图书馆珍藏的首刻本金陵本，是经日本著名本草学家森立之（1807—1885）批注过的，更为可贵。
《本草纲目》传入欧美，不但使西方医药学界开扩了眼界，而且对其生物学之研究以及其他科学都发挥了很大的影响。19世纪，闻名于世的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在其著名的进化论学说的发明上，从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获得了有益的思想养料。达尔文在《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1868）一文中，谈到鸡的变种时指出：1596年出版的《中国百科全书》（即指《本草纲目》）中曾提到过7个品种，包括我们称为跳鸡即爬鸡的，以及具有白羽、黑骨和黑肉的鸡。这段引文与《本草纲目》禽部之鸡条所列举之7种鸡和乌骨鸡论述完全一致。又如达尔文在论述金鱼家化史所引《本草纲目》之依据，说明达尔文研究生物变异现象时，都曾从李时珍《本草纲目》中找到其进化论学说得以立足的历史依据。英国以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而著名于世的李约瑟博士，高度评价说：无疑地，明朝最伟大的科学成就，就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李时珍在和伽利略、凡萨利乌斯科学运动完全隔离的情况下，能在科学上获得如此辉煌的成就，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难能可贵的。
李时珍已作为世界名人，由我国著名画家蒋兆和所绘画像，悬挂在莫斯科大学。
的确，《本草纲目》在其成书后的400年间，不但在国内外一直发挥着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就是在今天，在国内外仍有着旺盛的生命力。
传染病学说的革新
关于传染病，在2000多年前的《内经》一书中已有论述，如：“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公元7世纪初，《诸病源候论》一书更以时行、戾气、伤寒论述了三种不同类型的传染病，除了指出其相互传染之共性外，并强调预服药以防之。这可以说是我国传染病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可惜该书是一部专论疾病病因病理的著作，对其具体的预防方法却略而未载。此后，我国医学家对传染病多局限于伤寒学说之研究，很少强调预防方法，更谈不到如何改进了。到明末，温病学说兴起，但到清代又步入传统的理论制约之下，并不追求病原体之研究。在传统原理基础上发展的传染病学说有所革新创造者，当以明末著名医学家吴又可之贡献最大。
吴又可，名有性，江苏吴县人。我国公元1408~1643年间，共爆发大瘟疫达19次之多，杀伤人命不计其数。在吴氏生活的年代里，传染病流行也很猖獗，据吴又可自己记载1641年的传染病流行就使江苏、河北、浙江、山东等地的群众死者无数。面对这样的灾难，吴又可十分悲愤，他尖锐指出：大批因疫而死者并非死于病，而是死于医，是因为广大医学家对传染病缺乏研究造成的，这一认识是很有道理的。基于这一认识，吴又可专心致力于瘟疫（传染病）之研究，他总结自己治疗传染病之经验，记述个人学习前人理论之心得，并结合平时对传染病病因病理之推究体会，以及对人类传染病和禽、兽传染病异同点的观察所得，编写了一部专著——《瘟疫论》（1642），共2卷。这是我国传染病史上的一颗明星。综观《瘟疫论》，可知吴氏著书完全不同于一般医学家之引经据典，或文献综述，或所谓千古文章一大抄之套式。吴氏之著，对传染病提出了许多新见解，甚至有着改革和创新，他的一些理论认识或者说是传染病学说的一个里程碑。以下我们举几个方面的例子加以说明。
关于传染病的途径：我国以治疗伤寒传染病而著称的医圣张仲景，由于时代的局限，他在公元3世纪时，认为急性热病伤寒之病因和传染病变之途径，是因伤于寒，寒邪由皮毛腠里半表半里里（脾胃……）而发展的，这一认识，来自对疾病发展过程和不同时期的不同证候特征的观察研究而得出的，这种理论一直为我国伤寒学派的医学家所推崇，直到现代。温病学派是不满足伤寒理论而兴起的，在理论上倡导病因和发病途径，是由上焦（心肺）中焦（脾胃）下焦（肝肾）而发展的，认为病因是温邪。认真讲起来其病因和传染途径与伤寒理论并没有根本之不同，只是在治疗方法上大大丰富了。按学派讲，吴又可或者可以归之为温病学派，但在有关传染病病因、传染途径等理论方面，他的学说可以说是独树一帜，而且是最富有科学性的创见。他认为传染病的病因“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即戾气”。在这里他大胆地否定了医圣伤于寒的传统理论，赞赏戾气学说，他虽借用戾气之名，却给戾气以全新的概念。他认为戾气“无象可见，况无声无臭，何能得睹得闻”，那么这种戾气既不能视见，也不能嗅见，不是太玄了吗？不是，吴氏强调：气即是物，物即是气；物者气之化也，气者物之变也。他确切肯定这种戾气是物质，只是我们尚不能看得见闻得着罢了。他的病因学说已经将病原体形容得非常具体了，只是由于显微镜尚未发明未能得到证明。关于传染途径，他所指出的传染病传染途径实际上已有了空气传染和接触传染的思想。他说：戾气之着人，有自天受之，有传染受之。自天受之指的是空气传染。他还说：凡人口鼻之气，通呼天气。这是吴氏自天受之即空气传染的一个绝好的自诠和证明。传染受之指的是接触传染，这是很明白的了。那么传染病是如何传染于人呢？吴氏在上述非寒、非风之后接着强调“瘟疫自口鼻而入”，这一点也是大大超越前人的卓识昭见。人要呼吸，口鼻之气通乎天气，空气传染统于此。人要饮食，病从口入，接触传染，其消化道传染病几乎无不属于此。吴氏的学说是十分正确的，也是很进步的。
关于传染病病原体的特异性：对此问题，吴氏虽然对传染病病原体只是认识到戾气这一物质，并未观察到具体的病原体，然而由于他精深的观察能力和大量实践鉴别经验的积累，他确实对属于传染病病原体特异性等问题，提出了比较正确的理论和认识，实属难能可贵。他在论述这一问题时说：戾气之“偏中于动物者，如牛瘟、羊瘟、鸡瘟、鸭瘟，岂当人疫而已哉”，“然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同是传染病，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他又进而强调：这种现象之出现，是由于所感染之戾气有所不同。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万物各有宜忌，宜者益而忌者损，损者制也，故万物各有所制”的论点。这就是说他已认识到造成上述现象的重要因素是：人与动物，牛与羊，鸡与鸭等，相互之间对某些戾气（病原体）各自具有一种制约的因素。他虽然尚不能指出这种制约因素的实质内容，但他从其理论思维经验肯定人与各种动物之间存在着相当普遍的对戾气的不同制约关系。可惜他的这种认识和富有科学性的判断在当时尚未得到实验证明，但它的学说已为当今实验和现代科学研究所证实。
吴又可还首先把戾气与外科之化脓性感染联系起来，这就使得对病原体学说与化脓性感染的细菌的认识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因为，在他之前的医学家解释化脓时，几乎都认为是气血郁滞的关系，或也提到“毒”的概念，但没有一位医学家肯定其与戾气学说相关，也就是以前的医学家多只注重全身经络、气血之不和，鲜有观察和注视局部病原体之存在。吴又可创造性指出：“如疔疮、发背（背部化脓性感染）、痈疽；流注（深部化脓性感染）、流火、丹毒，与夫发斑痘疹（天花、水痘、麻疹等）之类，以为痛痒疮疡，皆属心火，实非火也，亦杂气所为耳。”这一认识也是一次划时代的进步。
上述种种学说，都说明吴又可的洞察能力和敢于创立新说的精神是很高明的。他在传染病和外科化脓性感染上对病原体之形容和认识理论，距离真正病原体的揭示，可以说是只一纸之隔，但终因认识工具——显微镜来创造出来而尚未捅破罢了。这是吴氏学说因客观因素的制约未能被证实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我国传染病发展史传统思维方法的制约。吴氏的学说虽然在病原体、传染途径、特异性等等方面已有卓越的见地，但终于因为传统理论之强大束缚，未能得到其后医学家的继承、阐述和发展，实在令人惋惜遗憾。
内科学之发展
中医内科学按其传统概念，既包括伤寒之证治，也包括一般杂病之诊断和治疗，明代之后的温热病证也是内科医师治疗的范畴。有关传染病方面我们在上节已作论述，此节我们将对伤寒学之发展作简要述及，然后对杂病之发展情况作些重点介绍。
明代是研究医圣张仲景《伤寒论》学说的重要时期，不同学派兴起，代表人物有方有执、张遂辰、张志聪、王肯堂、李中梓等。其中方有执为明清研究伤寒学说的著名代表，他精心研讨伤寒20余年，倡导《伤寒论》错简重订，为有名之三纲编次派，认为仲景学说因王叔和编次而改易，之后又由于源流已远，其间时异世殊，又多虫蛀而残，后人编撰而乱，故主张必须重新考订，以求不失仲景原意。方氏认为：六经以太阳为纲，太阳病又以“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为纲，即后世三纲鼎立之说。他调整篇目，重排条文，编成《伤寒论条辨》8卷。方氏关于伤寒之学说对清代伤寒学派之影响甚大。
其次，是以明末清初张遂辰、张志聪为代表的维护传统学派，他们认为经王叔和编次的宋本《伤寒论》之三阴三阳篇，皆仲景原文，其章节起止照应，王肯堂谓如神龙出没，首尾相应，鳞甲森然，绝非断简残篇。甚至认为该书系医学中的《论语》、《孟子》，不能增减一字，亦不可移换一节。可见其立论与方有执针锋相对。张志聪乃张遂辰之学生，师生合作推行维护传统之学说。张志聪不但推崇老师的《张卿子伤寒论》，还以章句法论证《伤寒论》联贯井然，并无遗漏，他还批驳方有执等三纲编次派是举一而废百，反失仲景辨证心法。这一学派也对清代研究伤寒学派影响很大。
王肯堂虽然并非伤寒大家，但他的《伤寒准绳》，倾注了一生学《伤寒论》、研伤寒之说、治伤寒病、论伤寒学派得失的心血，亦为研究《伤寒论》之重要参考书，影响于后世者甚广。王氏非常崇敬张仲景，他认为：2000年来，其间以医名世，为后世所师承者，未有不从仲景之书悟入。他尊仲景若儒门之孔子。他还认为伤寒法不但可以治疗传染病，还可以用以治疗内科杂病，确是独到见地。《伤寒准绳》是对仲景《伤寒论》的发挥和发扬的著作。该书首列序例入门，辨证内外伤，及类伤寒辨；其后则以伤寒总例居前，叙伤寒之四时传变，及汗吐下法，又愈解死证，阴阳表里，伤寒杂病，类证杂论，察色要略：以下又分次论太阳病，阳明病……等。所以，汪琥认为“伤寒之书，至此可为详且尽矣。”
内科杂病在有明一代亦甚昌盛，名家辈出，学派林立。首先，医学家们在前代内科杂病进步的基础上，更为重视辨证论治理论的运用。如孙一奎（字文垣，号生生子，安徽休宁人），在其著作《赤水玄珠》一书中强调：凡证不拘大小轻重，俱有寒热、虚实、表里、气血八字，苟能于此八字认的真确，岂必无古方可循。楼英在其著作《医学纲目》中指出：必先分别气血、表里、上下、藏府之分野，以知受病之所在；次察所病虚实、寒热之邪以治之。明代内科杂病学医家、医著，几乎无不强调临床之辨证论治以及理、法、方、药之运用。两相结合，是明代内科学家的一大特点。
明代著名内科杂病学家——薛己（1488~1558），字新甫，江苏吴县人，世医出身，他的著作《内科摘要》，是我国医学史上以内科命名学科、书名之最早者。16世纪初被选入太医院作御医，后被提升为太医院院使，医名鹊起，他除了恭身医疗实践外，于著书立说孜孜不倦，所以他的知已好友叙说了薛已在家中“蓬头执卷，抽绎寻思”的攻研医理和埋头于著述的情景。他的著作特点是每论均附有医案，以临床经验之例证，说明理、法、方、药的依据，既重视前人经验理论的整理，又着重自己的独立见解，于内科杂病之发展颇多助益。薛己又是明代内科疾病治疗倡导温补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理论依据是，他们认为内科杂症多属脾、肾虚损之症，故用药处方多注重温补药物之应用。温补学派除薛己外，还有著名医学家孙一奎、张景岳、李中梓等，其影响十分广泛而且深远。
张景岳（1562~1639），名介宾，浙江绍兴人。虽然致力于医学研究较晚，但由于其刻苦过人，学术日精，医名大振于时。张氏学术思想曾有过截然不同的转变。最初，他十分推崇元代著名补阴学派创始人朱丹溪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学说，但中年以后随着自己学理的提高和临证经验的积累，转而对老师的学说持批判的态度，晚年力主“阳非有余，真阴不足”的理论观点，认为人体虚多而实少。因此，在其代表著作《景岳全书》中，颇多“补益真阴，元阳”，“滋阴养阳”，“温补脾肾”之论述。同时可见慎用寒凉和攻伐方药之主张。他继薛己之后而超出薛己之影响。
有关内科学之著作在明代十分丰富。秦景明，名昌遇，在学术上推崇元代名医朱丹溪的《脉因证治》，然而他认为，临床诊疗疾病，更应首先重视疾病症状表现之调查掌握，在全面掌握疾病证候的基础上，然后探求病因，再审脉象，最后根据辨证候、查病因、审脉象，进行综合分析，得出治疗方案。如此诊疗程序比先审脉、次求因、再辨证更科学。基于上述认识，他撰写了《证因脉治》一书，总结了自己在诊治内科杂病的经验和理论，对发展明代内科学不无小补。其他如王肯堂的《杂病准绳》，虞天民的《医学正传》，王纶的《明医杂著》等等，亦为影响深远之佳作。此外，还出现了不少内科疾病之专门著作。例如郑全望的《瘴疟指南》（1609）2卷，卢之颐的《痃疟论疏》（1657），张鹤腾的《伤暑全书》（1623）2卷，方有执的《痉书》（1589）1卷，龚居中有关结核病专书《痰火点雪》（1630）4卷，胡慎柔的《慎柔五书》（1636）以及汪绮石的《理虚元鉴》等。专论寄生虫病者有周履靖的《金笥玄玄》（1597）1卷等等。许多都是很有开创性的重要专著。在此影响下，清代的有关疾病专著更为丰富多采，它标志着我国医学发展到明代，对疾病的研究大大深入了一步。
外科学发展的成就
明代外科学之发展，继唐宋之后，有很多创造和革新，这与明代整个医学出现的革新倾向是密切相关的。其特点是治疗领域扩大，外科手术种类增加，外科学家注重外科学之理论研究，特别是围绕着外科医疗技术和学科理论的争论等，都构成了明代外科较长足进步的重要因素。
汪机（1463~1539），字省之，别号石山，安徽祁门人，出身世医，随父学习和行医数十年，成为当代名医，对医学理论问题之研究尤有卓见。他于公元1519年，总结自己对外科学研究心得时，写成《外科理例》一书。从外科学之发展而言，或可誉之为外科理论继往开来的巨著。汪氏十分强调外科疾病治疗的整体观念，创造性提出：“外科必本诸内，知乎内以求乎外……又诸中然后形诸外，治外遗内，所谓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殆必己误于人，己尚不知，人误于己，人亦不悟。”外科学在汪氏学术思想影响下，在理论上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薛己，前已提及，他不但是一位多学的内科学家，而且对外科学也有着较深刻的研究。也有人认为他尤精于外科学，这是因为他强调外科医学家必须要有内科学基础，要有医学理论修养。他所主张的外科疾病疮疡诊断治疗也一定要注重本末虚实等辨证论治原则，也是很有科学道理的。薛氏有关外科的著作有《外科发挥》（1528）、《外科经验方》、《外科心法》、《外科枢要》，以及骨科方面的著作《整体类要》等。
王肯堂（1549~1613），字宇泰，江苏金坛人。曾任翰林院官员，因上书抗御倭寇事被降职，后称病还乡，精心于医学研究，以医名于世。积10余年之功，编成包括有杂病、类方、伤寒、外科、儿科、妇科等内容的《六科证治准绳》，在中医发展上有着深刻的影响。王氏在繁忙的医疗实践和紧张的撰著生涯中，还与同道建立了广泛的接触和探讨医学的友谊，并与意大利来我国传教的科学家利玛窦过往较密，这对形成王氏在外科学上的某些学术思想特点，或者不无影响。王肯堂的《外科准绳》（1602），对许多外科疾病的记载和认识水平的提高，给人们以深刻的印象，特别他所记述的许多外科手术，更是令人钦佩。例如炭疽病，王氏在其著作中记载了公元1587年，一妇人售羊毛于市，曾引起了紫泡疔（炭疽病）流行，造成大量死亡的历史。他在总结经验时正确指出：“若因开割瘴死牛、马、猪、羊之毒，或食其肉，致发疔毒。或在手足，或在头面，或在胸腹……或起紫泡，或起堆核，肿痛，创人发热烦闷，头痛身痛，骨节烦疼。”这就给炭疽病的传染途径、发病局部体证、好发部位以及全身症状和预后作出了很科学的论述。其他如对麻风病以及由外国传入之梅毒、性病等，也都作出了比较确切的论述。他是我国首先记述男性乳腺癌的医学家。在外科手术和医疗技术方面，他所记述的肿瘤摘除术、甲状腺切除术、肛门闭锁症之成型术、耳外伤脱落之缝合再植术、骨伤科整复手法与手术等等，以及这些手术与技术之消毒清洁和护理，内容十分丰富，实属不可多得。该书不但有着文献医史价值，其外科手术和医疗技术对实现中医外科学之现代化也不无参考意义。
以上三位医学家，虽然各自在中医外科学发展上做出了贡献，但他们还都不是外科专门家。以下举几位外科专门家，说明外科在明代的卓越成就。
1604年，外科学家申斗垣撰成，《外科启玄》，他对外科鼻祖——华佗的外科手术未能传世深表惋惜，故以“启玄”为其书名，旨在发掘历代外科手术疗法与医疗技术，以为民造福。他提倡外科疾病的预防和早期治疗，在外科学发展上是富有特点的。例如在叙述筋瘤的治疗时强调“以利刀去之”，不要延误时日。对血瘤，他主张“以利刀割去，银烙匙烧红一烙止血，不再生”，也有早期治疗之意。而在淋巴结结核的治疗上，则明确反对乱施刀针手术，批评手术切除淋巴结核的医生“如割韭相同”，只“取其标而未治其本”。外科手术器械之消毒与否，对外科手术取得成功是至关重要的，申申斗垣《外科启玄》插图氏与同时代的眼科学家博允科对此十分重视。他们强调：煮针一法，《素问》本无，今世用之，有益而无害，故从之。这是外科消毒观念建立的重要一步。申氏还强调：“古有以口吮脓之德，今则以一端留节削去青皮之薄竹筒，药煮十数沸，乘热安疮上，脓满自落法吸脓，如此至脓尽，膏药贴之，以防挤压而有形成胬肉突出久不收口之患。”这既是吸脓法之改进，也是消毒法之新进展。
陈实功（1555~1636），字毓仁，江苏南通人，我国外科学发展史上的著名明外科医学家陈实功医学家。从青年习外科学，凡40余年，学验俱丰，所著《外科正宗》一书，影响十分广泛而深远。陈氏的外科学术思想是很有借鉴意义的。他引述前人的正确立论，即“治外较难于治内，何者？内之症，或不及其外，外之症，则必根于其内也”，反对内科医生轻视外科的错误观点。在临床治疗和研究中，重视医学理论修养，强调治外症必本诸于内的学说，反对外科医生轻视诊断、乱施手术和乱投药物的医匠学风。他对100余种外科常见病症，大都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一般在每一病症之下，首先综述病因病理，再述症状证候，次论诊断及各种治疗方法，然后分析介绍成功或失败的病案，最后为选列处方。在外科手术治疗上，他创造性继承和发扬了截趾术，下颌骨脱臼整复手法，骨结核死骨剔除术，鼻息肉摘除术，咽部异物剔除术，食管、气管吻合术等。例如：气管缝合术，陈氏记述指出：“自刎者，乃迅速之变，须救在早，迟则额冷气绝，必难救矣。初刎时，气未绝，身未冷，急用丝线缝合刀口……枕高，使刀口不开，外再用绢条，围裹三转，针线缝之。”又如：咽、食管异物剔除术，陈氏创造性发展前人的医疗技术，制造乌龙针巧剔异物。他记述说：“乌龙针治骨哽于咽下难出者，用细铁丝烧软，双头处用黄腊作丸如龙眼大，裹铁丝头上，外用丝棉裹之，推入咽内哽骨处，其骨自然顺下矣，不下再推。”又一种方法如“误吞针刺哽咽疼痛者，用乱麻筋一团，搓龙眼大，以线穿系，留线头在外，汤湿急吞下咽，倾刻扯出，其针头必刺入麻中同出”，再如下颌骨脱臼整复术，陈氏正确指出：“落下颏者，气虚之故，不能收束缚关窍也。令患者平身正坐，用两手托住下颏，左、右两大指入口内，纳槽牙上，端紧下颏，用力向肩下方捺压，开关窍，向脑后送上即投关窍，随用绢条兜于颏头顶上，一小时光景即可解除绢条固定而治愈。”再如鼻息肉，他对其病因、症状，作了比较确切的论述，指出“鼻痔者，由肺气不清，风湿郁滞而成。鼻内息肉结如石榴子，渐大下垂，闭塞孔窍，使气不得宣通。”关于手术治疗方法和步骤，他在“取鼻痔法”下记述了自己的手术器械制法，手术麻醉方法，以及手术方法和术后护理等要点。他强调：“先用茴香散（局部麻醉药）连吹入鼻粘膜两次，次用细铜筋（即铜筷子）二根，在铜筋之一端钻一小孔，用丝线穿小孔内，二根筋间丝线相距五分许，以两根铜筋穿丝线一端直入鼻息肉根基部位，将筋头丝线束鼻痔根，然后绞紧，再向下一拔，其痔自然脱落。置水中观其大小。再用术前配好的胎发灰与象牙末等分，吹入鼻内息肉之根基处创面，其血自止。”这个外科手术虽然并没有什么高、深、难的技巧，但就医疗器械设计、手术麻醉以及手术方法步骤而言，确实是很先进的。对于血栓闭塞性脉管炎所造成的足趾、手指逐步向上蔓延的坏死，陈氏的截趾手术等，也有着很大的进步。陈氏除正确论述了该病的好发部位、症状诊断和药物治疗外，还指出其严重的预后。为了争取较好的治疗效果，他发展了《内经》“急斩之，不则死矣”的结论，强调：“用利刀寻至本节缝中，将患指徐顺取下，血流不止，用金刀如圣散止之。”他认为只要早诊断，早手术治疗，有些“脱疽”是可以治愈的。在他的治疗病案中记有4例，其中3例达到近期治愈。
明代外科学发展除上述成就外，还有许多外治法得到丰富和发展。在外科疾病之专著方面，也出现了不少很有价值的学术论著。其中影响较大的，麻风病专著方面有薛己的《疠疡机要》、沈之问的《解围元薮》；梅毒性病专书有陈司成的《霉疮秘录》等。此外，明代的骨伤科也有较明显的进步。例如大型方书《普济方》，虽不是专著，但因其主编是明太祖第五个儿子——朱，其中“折伤门”反映了当代的骨伤整复治疗水平：如兜颈坐罂复位法、牵头踏肩法治疗颈椎骨折，手牵足蹬法整复肩关节脱臼等，均在前代基础上有了新的改进和提高。
麻醉术是否可靠，对外科手术能否成功，对骨伤科整复手法及整复手术能否成功，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中国麻醉术早在汉代已有华佗成功运甩之光辉历史。明代如何呢？举数例以反映其先进水平。首先，在全身麻醉术方面，仅举非外科专业的两位著名医学家运用的经验，或更能说明其时的普遍和水平。李时珍曾应用全身麻醉于外科疮疡手术和艾灸术等，他说：“曼陀罗花（八月采）火麻仁花气（七月采阴干）等分为末，热酒调服三钱，少倾，昏昏如醉，割疮灸火，宜先服此，则不觉苦也。”又如张景岳所记述的“蒙汉药”：“一名铁布衫，少服止痛，多服则蒙汉，方用闹羊花、川乌、自然铜、乳香……等，热酒调服，乘饮一醉，不片时浑身麻痹。”明代外科学家记述之麻醉法尤多，兹不赘述。值得称道者，明代创造性地应用了局部麻醉术，这是外科麻醉史上的一大进步。例如用于唇裂修补手术之麻醉术，王肯堂记述唇裂修补术之局部麻醉是：“却以麻药抹缺处，以剪刀薄剪去些皮，抹封口药，以线缝合。”王肯堂所用局部麻醉药由什么组成的呢？他在另一处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记述说：用川乌、草乌，南星、半夏、川椒为末唾调擦之。唾液调药虽很不卫生，然上述药之局麻效果确是比较可靠的。
针灸学的发展
针灸学的发展，在明代也是一个高潮时期。其主要成就表现在：①对前代针灸文献进行了广泛的搜集整理，出现了丰富的汇编性针灸著作，尤以杨继洲的《针灸大成》内容最为丰富，对后世针灸发展的影响也最大。②开展了内容广泛的针刺手法的研究，并围绕着手法研究形成了学术争鸣。③灸法研究也趋于多样化，从艾炷的烧灼灸法向用艾卷的温热灸法发展，并于艾卷中加药，实现了辨证论灸的新学说。④整顿历代经外穴位，使之向规范化发展，形成“奇穴”，对扩大针灸学的治疗范围做出了新贡献。
复制针灸铜人和创制男、女、儿童针灸铜人
众所周知，宋代针灸铜人的铸造，是我国医学教育和针灸发展的一项重要创造。不论在宋代或金元时期，针灸铜人都被视为珍宝，它确实在针灸教学和普及针灸，正确掌握针灸经络穴位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公元1443年，明政府为了针灸学发展的需要，继承宋代的优良传统，指定专人负责仿照宋代针灸铜人的式样，另行铸造了针灸铜人。由于铸造于明正统年间，即为正统针灸铜人。这具铜人的复制品现珍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20世纪50年代；中国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曾据此再次复制了明代针灸铜人，其照片已流传国内外。16世纪中，著名针灸学家——高武，鉴于针灸穴位在男、女、儿童身上存在着差异，而且每多错误，他精心设计铸造了男型针灸铜人、女型针灸铜人和儿童型针灸铜人各一座，用以作为取穴定位的规范化标准，其用心可谓良苦，这对针灸学的发展肯定是很有益的。可惜这三座针灸铜人也不存世了。
明代对以针灸铜人为考试针灸医生的依据十分重视，往往以其针刺铜人能否得中来测其针灸水平的高低。明初，针灸学家宁守道（河南扶沟县人），即以精于针灸法应诏入京，经针刺铜人得中而被选为太医院院使。据载，明中叶仍以此法作为考试针灸医师技术水平的依据，如明孝宗（1488~1505）朱樘听说针灸学家凌云很有名声，便把凌云从原籍浙江吴兴县召至京城，命太医院医官出针灸铜人，给铜人穿上衣服，然后出题命凌云以针刺之，凌云按题取穴针刺无不中，孝宗即授予太医院御医。凌云，字汉章，号卧岩，生平好义轻财，年77岁时，无疾而终，死之日家无余资。由此可知凌云医术之高超和医德之高尚。
明代影响较大的针灸著作
《针灸大全》，6卷，成书于公元1439年，作者是当时著名针灸学家——徐凤。该书是一本综合性针灸学著作，次第论述了针灸经穴，经脉宜忌，治疗原则；全身折量寸法，十二经络穴位取穴法；灵龟八法取穴及主治配伍子午流注针法，点穴、艾炷、壮数以及有关问题等。灵龟八法，子午流注，是针灸学家按季节时辰不同，选用人身不同部位经穴，进行针灸治疗的一种经验总结。这一学说与现代国际上所研究的生物钟学说十分相似。过去曾视子午流注、灵龟八法学说为封建迷信，并予以批判，现在看来是欠妥当的，我们应当给予这一学术思想和价值以重新估计和科学的研究。
《针灸聚英》，或名《针灸聚英发挥》，著者为针灸医学家——高武（字梅孤，浙江鄞县人）。他除铸造针灸铜人外，该书是他在针灸学发展上的又一贡献。该书共4卷，刊行于1529年。作者认为：《针灸甲乙经》等许多针灸书，多祖于《素问》、《难经》之理论，但多异而少同。他取各书之同，而议其异，故编其书以《针灸聚英》为名，集明以前针灸学的主要成就，并以按语形式提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针灸聚英》首先简单介绍历代针灸学著作；次论五脏六腑，仰伏人尺寸，十二经脉，奇经八脉，循行主病；再论骑竹马法、四花法、子午流注等各种取穴方法和特点；再次专论煮针、火针、温针、折针，以及艾炷、灸疮和禁忌等；最后记述有关各种针灸歌赋等。其内容反映了明代中期对针灸学发展的又一次较高水平的整理提高，对发扬中医针灸学的特点和优势做出了新的贡献。该书流传广，影响大，日本有复刻本。高武在《针灸聚英》一书中，已经注意到针灸学的普及和便于初学的需要，为此，他还著有《针灸节要》，更是初学者必读之书，影响也更为广泛。
明代末期，也可以说明代第三本颇富代表性的针灸学著作，当推杨继洲的《针灸大成》。由于分别晚于《针灸大全》近200年和《针灸聚英》近100年，其内容更为丰富，也可以说是明代针灸学集大成的著作。
杨继洲（1522~1620），名济时，浙江衢县人。出身世医，祖父任当时太医院太医职务，名盛于时。继洲从小攻读，欲进仕途，终未能成，乃转而继承家学，40岁时即以医名，公元1568年被召任职太医院，并在太医院度过了晚年的经验总结和撰著针灸专书的生涯。由于他专心针灸医疗数十年，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其间生活安定，有着比较优越的读书条件，能读一般人难以寻觅的针灸文献，又有数代家传，这就为他晚年从事针灸著述工作创造了十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他的针灸巨著《针灸大成》10卷，正是在他早年整理祖上所留传的《卫生针灸玄机秘要》一书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实自己数十年针灸经验和参阅明以前历代针灸专著等编集而成的。《针灸大成》一书，有理论，有经验，有技术，有适于记诵的歌诀诗赋，既是学术专著，又有普及特色，深入浅出。因此，于1601年刊行后，影响于后世颇大，据统计已有50余次刻版排印，可见在国内影响之广泛。该书还传到许多国家，全译或部分翻译出版的有法、德、英、日等国文字多种。近年来，法国针灸学会为提高其法译质量，正在筹备重新法译《针灸大成》，也可见其在国外影响之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