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文秀
（？~1873）清咸丰同治间云南回民起义领袖。字云焕。云南永昌府保山县金鸡村人，回族。生长于商人家庭，自幼读书，聪颖过人，入庠应试，补为廪生。为人刚毅正直，见义勇为。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曾与保山回民丁灿廷、木文科等至北京都察院控告地方当局支持保山汉族团练屠杀回民事件。清政府命云贵总督林则徐赴滇察办。1856年（咸丰六年），云南回民起义发动后，杜文秀于蒙化率众起义，攻克大理，为起义群众推为总统兵马大元帅，宣布遥奉太平天国号令，蓄发易服，旗帜尚白，以甲子纪年，联合汉、彝、白等族建立起以大理为中心的起义政权，指挥起义军不断打击清朝反动统治，陆续占据五十余座城池，形成云南各族人民反清斗争的一支重要力量。杜文秀领导的大理政权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各族人民的措施：①回汉民族一律平等，改进了民族关系，增强了团结，深得各族人民支持与拥护，起义队伍不断扩大。②颁布《管理军政条例》，整饬吏治与军纪，严禁起义官兵贪污受贿、勒索百姓和欺压人民。③下令招集流亡，安定社会秩序；取消地方苛派，减轻人民赋税负担；发放耕牛、农具，招民垦荒，兴修水利，开展贸易，发展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由于上述措施的实行，大理政权辖区内民商相安，百姓乐业，受到各族人民的称颂。
1867年（同治六年），杜文秀调集二十余万大军，大举东征昆明。发布《誓师文》，明确提出反清的起兵宗旨；并传檄全省，申明起义军拯救回汉民族的起义目的，在云南境内掀起反清斗争的高潮。但起义军在长期围攻昆明战役中，由于战略上保守，坐失军机，致使清军乘机反扑，义军溃败，从此起义势力一蹶不振。1873年，清军兵临大理，杜文秀见大势已去，在起义军主和势力影响下，情愿牺牲自己以救大理军民，服毒后出城与清军议和，被杀牺牲。
达赖五世
（1617~1682）明末清初西藏佛教格鲁派（黄教）领袖。名阿旺罗桑嘉措，西藏穷结人。六岁入拉萨哲蚌寺，九岁从班禅四世罗桑曲（见班禅）出家。明崇祯十五年（1642）与班禅四世会同蒙古和硕特部领袖顾实汗，共同遣使赴盛京（今辽宁沈阳）与清朝通好。当年他与班禅四世招引顾实汗攻灭与黄教为敌的噶举派（白教）法王和掌握西藏实权的农奴主藏巴汗，控制了西藏地方政权，被尊为宗教领袖，以西藏地方赋税收入作为“供养”。此后，遂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空前地巩固了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清顺治九年（1652）应邀来到北京，受到顺治帝（清世祖福临）的隆重接待。次年返藏途经代噶（今内蒙古凉城）时，清朝遣使封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赐金册金印，确定了达赖喇嘛的西藏佛教领袖的地位。在加强西藏地方与清朝中央的关系方面，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著有《西藏王臣史》。藏人尊称他为“额巴钦波”，意为伟大的五世。
班禅六世
（1738~1780）清代西藏佛教格鲁派（黄教）两大领袖之一。名贝丹意希，西藏南木林人。母为拉达克土王之女，同母异父兄为西藏佛教噶玛噶举派红帽系第十世活佛（《清史稿》作沙玛尔巴）及仲巴呼图克图。清乾隆六年（1741）入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出家，三十年受清朝颁赐金册，四十二年为达赖八世授比丘戒。四十五年七月至热河（今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庆贺乾隆帝（清高宗弘历）七十寿辰，是第一个到内地来的班禅。乾隆帝在承德仿照扎什伦布寺的形式，为他修建须弥福寿寺居住。八月随乾隆帝回到北京，驻锡西黄寺，十一月因出痘圆寂。四十六年春，其肉身金龛返藏，乾隆帝亲至西黄寺礼送。四十七年乾隆帝敕建清净化城塔院于西黄寺之西，藏其经咒衣履。其兄仲巴呼图克图时任扎什伦布寺总管，霸占自北京运回的各族王公大臣的大量馈赠及赙仪，不以分润红帽系十世。红帽系十世出走廓尔喀（今尼泊尔），导致发生乾隆五十六年廓尔喀侵略后藏、洗劫扎什伦布寺事件。
颇罗鼐
（1689~1747）清代西藏贵族。西藏江孜人，本名琐南多结。厄鲁特蒙古的和硕特部拉藏汗统治西藏时期，颇罗鼐被任命为江孜宗本（西藏地方县、区级政权称宗，其地方官称宗本）和拉藏汗秘书。康熙五十六年（1717）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派兵侵扰西藏，杀拉藏汗。五十九年清政府派兵进藏戡乱，颇罗鼐配合阿里总管康济鼐出兵响应清军，击退准噶尔军。清政府平乱后，改组西藏地方政府，颇罗鼐为四噶伦（总理西藏政务官员）之一，任仔本（审计官），掌管财政。雍正元年（1723）青海蒙古和硕特部贵族罗卜藏丹津叛乱，颇罗鼐奉命率军驻于那雪（今西藏北部）、玉树（今青海南部）地区抵御。五年噶伦阿尔布巴杀首席噶伦康济鼐，颇罗鼐发后藏、阿里军讨击。六年，阿尔布巴兵败被执。同年，清军入藏，任命颇罗鼐协助驻藏大臣总理政务，并封其为贝子。
颇罗鼐执政期间，实行了安定西藏社会秩序，促进藏族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措施。他设置常备军，练兵设卡，整修驿站，发展贸易，合理摊派差役、赋税，尊重西藏各派喇嘛教，修复各派寺院。雍正八年在拉萨主持雕印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佛语部）、“丹珠尔”（论部）。乾隆四年（1739）颇罗鼐被封为郡王，十二年病故。
达赖十三世
（1876~1933）西藏佛教格鲁派（黄教）领袖。法名“土登嘉措”，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八月亲政，以谋害罪处死原摄政第穆呼土克图，遂总理西藏政教大权。
1886年，英军由锡金侵入西藏。1888年3月英国又武装进攻隆吐山，中英签订《藏印条约》，中国割让哲孟雄给英国，允许英人在藏开埠贸易。1898年英印总督寇松两次致函达赖，试图抛开清政府，与西藏单独谈判立约。遭达赖坚决拒绝后，寇松乃以武力相威胁。1899年，达赖通过外蒙古哲布尊丹巴转奏清廷，请求与清政府直接对话，并请援助军火以御外侮，遭到清政府“逐条驳斥”。1900年，达赖两次秘遣亲俄分子德尔智赴俄寻求支持。1903年底，荣赫鹏率英军三千再度侵藏，由亚东、帕里入江孜。1904年8月攻占拉萨。达赖带少数扈从逃亡，暂驻外蒙古库伦（今乌兰巴托），再遣德尔智赴俄。1906年4月起程返藏，因英方阻挠，被迫暂栖塔尔寺。此时班禅、达赖先后提出入京陛见。1908年达赖奉旨入京，觐见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商讨藏事，并由清廷颁给金册。达赖又于雍和宫会见英公使朱尔典，表示友好互利，1909年9月取道藏北那曲返回拉萨。时值驻藏大臣联豫推行各项改革，引起动乱，清朝根据联豫请求，派川军入藏弹压。达赖致电各国驻京公使，要求迫使清朝撤军，同时下令征调民兵阻截川军。次年3月初，川军进抵拉萨，与藏军发生冲突，达赖仓皇逃往印度。清廷宣布革去达赖喇嘛名号。1911年，清朝灭亡。达赖受英国指使，派达桑占东潜赴西藏组织暴动。驻藏川军以“响应革命”为名哗变，大肆抢劫拉萨市民财物，引起西藏人民的反对，被缴械送回内地。驻藏大臣因清帝退位而自动离职，西藏地方政权统治出现暂时真空状态。1912年6月，达赖回藏。1913年10月派代表参加西姆拉会议，主张西藏“独立”，参加会议的北洋政府代表对这一无理要求予以拒绝。从1913年始，达赖在西藏推行一系列“新政”，包括创办新军，设置警察，建立邮政，开办电厂，促进医疗、教育等。1917年和1930年，达赖在英国胁迫下两次发动对西康的进攻。1919年10月，北京政府派朱绣入藏，与达赖多次会谈，达赖表示愿服从中央政府。1921年初，发生了拉萨三大寺喇嘛反对英人柏尔扩编藏军、加征赋税的暴动。1924年，以达桑占东为首的亲英少壮派军人谋反败露，被达赖革职查办。达赖乃下令封闭英人在江孜新办的贵族子弟学校，拒绝英国派遣代表来拉萨的请求。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派刘曼卿进藏申明政府各项主张，达赖表示拥护国民政府，愿意恢复旧制，派人参加了第二年举行的蒙藏会议，并于1931年在南京设立西藏办事处。1933年12月17日，达赖十三世病逝于拉萨。
大义公主
隋朝立国之初，突厥的威胁就成为严重的问题。当时，突厥有五个可汗，一是乙息记可汗之子摄图，号称沙钵略可汗，又称伊利可汗；二是沙钵略可汗的从父玷厥，号称达头可汗；三是他钵可汗之子庵罗，号称第三可汗；四是木杆之子大罗便，称为阿波可汗；五是沙钵略可汗之弟处罗侯，称为突利可汗。沙钵略的力量最强，是突厥汗国内五个可汗中最大的可汗，他对中原地区威慑力量也最大。
由于与北周长期“和亲”结盟，突厥贵族对于杨坚的代周建国不太乐意，又想乘其立足未稳南下侵掠。这时，北周的千金公主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她在他钵死后又嫁给了沙钵略，知道北周灭亡后，时时为国破家亡伤心，总想找隋朝报仇，就天天向沙钵略哭诉，最后促使他决定及早出兵。于是，沙钵略召集阿波等部，集合大军40万南下，隋朝边关狼烟四起。隋朝初时战局不利，后来采取远交近攻的政治、军事策略，与阿波等部通好进行分化，以集中力量打击沙钵略的军队，很快粉碎了突厥的进攻。这次南侵的失败也加剧了突厥内部的矛盾，达头、阿波等西部势力联合进攻沙钵略，脱离他的管辖，突厥汗国便分裂成为了东、西两部，称为东突厥、西突厥。
作为东突厥的可汗，沙钵略既要面对西突厥的进攻，又要防范东北的契丹，更担心隋朝乘机讨伐。在这种情况下，他权衡之后决定与隋朝和好，千金公主也暂时不想与隋朝为敌了。怎样才能化干戈为玉帛呢？他们都想到了一点，那就是与中原王朝曾经有过的“和亲”基础。千金公主先上书隋文帝杨坚，详细内容虽不可知，但显然是讲自己是北周的公主，也是隋朝的女子，女婿沙钵略应被同样看作文帝的儿子辈。隋文帝为维持北方各势力的平衡，未采纳晋王杨广乘机灭东突厥的意见，而是派使者前往，希望结束敌对状态。沙钵略送走使者后立即上书，称文帝是自己的岳父，自己是中原的女婿，也就相当于儿子辈，突厥的牛羊也就是大隋的牲畜，突厥愿与隋朝世代和平相处。文帝很快回函，表示已经知道他倾心内向，我既然是你沙钵略的老岳父，对你也就像对儿子一样，我现在派大臣虞庆则看看女儿，也看望女婿你。
虞庆则在东突厥的经历并不轻松。沙钵略排列出军队炫耀武力，摆出各种奇珍异宝显示富有，而且坐着迎接“天朝使臣”，说自己病了，不能起来，还讲：“从我父亲、伯父以来，都不向人下拜。”面对此情此景，虞庆则指责他不合礼仪，并进行劝喻。千金公主则在私下劝虞氏适可而止，她说：“可汗性如豺狼，与他过分争论的话，狼会吃人的。”随行的长孙晟不怕“狼吃人”，仍然劝说沙钵略，晓以情理，喻以利害。沙钵略最后自感理屈，以跪拜之礼领受了隋朝印信、敕书。虞氏又劝他遣使称臣，他就问部下什么是“臣”，部下则告诉他，“向隋称臣就是做他们的奴隶”。他高兴地表示：“能够做隋朝的奴隶，我要好好感谢虞仆射了！”在隋朝使者返回前，他送给虞庆则好马1000匹，并把堂妹嫁给他。于是，虞氏在完成使命之间又有了一次联姻，成了东突厥王族的女婿。
585年（隋开皇五年），沙钵略为西突厥和契丹所逼，感到周边形势险恶，请求南迁到白道川（今呼和浩特平原）。隋朝批准了这一请求，并给予军事、物资援助，双方关系更加密切。文帝在诏书中称：隋朝与东突厥“过去虽然和好，但仍是两个国家，现在已经是君臣，融为一体了”。对于千金公主，文帝赐她姓杨，改封为大义公主，褒扬她深明大义，为双方的和好、边疆的稳定作出了贡献。
587年，沙钵略可汗死去，他的弟弟处罗侯即位，称为叶护可汗，叶护战死后由沙略钵之子雍虞闾即位，号称都蓝可汗。他们在位期间都注意发展与隋朝的关系，但大义公主却引出种种麻烦，最后遭致杀身之祸。589年灭陈之后，文帝把陈后主（叔宝）的屏风送给大义公主，大概是想让她欣赏、使用这个来自中原的物品，岂料引得她万分感慨，在屏风上写下了一首五言诗：
盛衰等朝暮，世道若浮萍。荣华实难守，池台终自平。富贵今何在？空事写丹青。
杯酒恒无乐，弦歌讵有声！余本皇家子，飘流入虏庭。一朝睹成败，怀抱忽纵横。
古来共如此，非我独申名。惟有明君曲，偏伤远嫁情。
这首诗的前半部分中，她首先从屏风想到了陈朝的兴亡，感叹王朝的盛衰、世道的变迁；又从陈后主的命运想到荣华富贵的无常。是啊，当年陈后主住在重重亭台殿宇之中，在嫔妃陪侍下饮酒作乐，现在又怎么样了呢？其实，她实质上是在感伤当年北周灭亡的旧事，只是不敢明白地写出来。在下半部分，她更感伤自己的身世，想到当年身为皇室之女的欢乐，远嫁边陲之后的辛酸，特别是北周倾覆后的痛苦，昔日为周突联姻而献身的抱负又都哪里去了呢？可古往今来的人哪个不是这样，岂止我一个？可我最怕听那支《明君曲》，让我更加为自己远嫁异域感到悲伤！
大义公主写这首诗的事被报告到隋廷，文帝对她非常厌恶，所赏赐的物品越来越少。593年前后，有个叫杨钦的人从中原窜到东突厥，告诉公主：内地有彭国公刘昶与宇文氏反隋，让公主发兵南下配合。都蓝擒获了杨钦并报告隋朝，文帝开始怀疑大义公主有反隋之心。文帝还接到报告，说公主正与西突厥的泥利可汗勾结，可能有所图谋，于是对她更不信任。恰好，她与侍者私通一事被揭发出来，文帝借这个机会下诏废黜了她，削为庶民，但对她仍不放心。不久，沙钵略可汗的儿子突利可汗（名叫染干）向隋朝求婚，文帝让大臣告诉他，只要杀了大义公主就答应。突利回去以后向都蓝一再讲她的坏话，都蓝最后发了火，派人杀死了她。这位可怜的北周公主，在王朝更替之际远嫁突厥，虽然为稳定边疆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在复杂的形势下因举止可疑而未得善终。
597年（隋开皇十七年），隋朝把宗室之女安义公主嫁给染干，并允许他南迁到隋朝辖境附近，给予丰厚的赏赐，为隋朝守边。都蓝可汗为此很恼火，与隋朝关系不断恶化，最后兵戎相见。都蓝又联合达头可汗进攻染干，使其被迫率部到隋朝境内避难。隋军后来击败了达头可汗，拜染干为启民可汗，并在朔州（今山西西北部）筑城池，让他们居住。这时，安义公主已死，文帝又把宗室之女义成公主嫁给启民。同一位边疆民族首领两次娶公主，在隋朝只有启民可汗一人。不仅如此，隋朝对他及其部属给予大力支持，一旦都蓝、达头派军来犯就让他率部入隋躲避。还出兵帮助他抗击来犯之敌，所缴获的牛、羊等牲畜都送给他们，让他们恢复力量。启民可汗和义成公主也十分感恩，607年（隋大业三年）炀帝杨广巡幸北边时，他们夫妇来到行宫朝见，前前后后献上好马3000匹，启民还陪同炀帝入塞巡游。炀帝龙颜大悦，先赏赐他们夫妇2000多匹缎，后又加赏启民及该部酋长20多万匹缎。第二年，启民病逝，其子咄吉世即位，称为始毕可汗。始毕可汗上表请求仍娶义成公主为妻，隋朝谕令义成公主遵从突厥风俗，义成公主又嫁给始毕，双方关系仍然较好，615年（大业十一年）始毕可汗把再次巡幸的炀帝围在雁门，关系才恶化。几年后，中原大乱，各地纷纷反隋，炀帝死在扬州，始毕可汗又把萧皇后迎接过去，安置起来，尽了女婿之责。
信义公主
对于西突厥，隋朝虽然多次用兵，仍努力联络其中的首领，使其内向归附，以稳定西北边疆。隋炀帝时期，通过与处罗可汗的“和亲”，双方关系密切起来。处罗可汗的名字叫达漫，母亲向氏是中原人，与西突厥的泥利可汗鞅素特勤生了达漫，泥利死后又嫁给他弟弟婆实特勤，以后与婆实特勤长期滞留长安，受到隋朝的安置和礼遇。隋朝很想利用这一层关系联络他，炀帝初年正赶上处罗内外交困，又知道他很想念母亲，便派崔君肃前去联络。处罗经崔君肃晓以利害，又看到东突厥启民可汗的变化，决定内附隋朝，派遣使者朝贡。
610年，炀帝准备巡幸北方，召他前往朝见，汗国内有人担心有变，他不愿前往。炀帝勃然大怒，采纳裴矩的建议，决定对西突厥采取分化、孤立的政策。他的部下、达头可汗之孙射匮遣使隋朝，要求“和亲”，隋朝告诉他愿意扶持他为可汗，取代处罗。射匮得知后极为高兴，发兵进攻处罗，处罗大败。隋朝乘机让他母亲去劝他，讲隋朝待自己如何如何好，千叮咛万嘱咐，他才有所感悟。611年，他亲自入京朝见炀帝，称炀帝为“圣人可汗”，诚恳表示愿意归附。随后，他的部下得到隋朝的安置，614年炀帝又把信义公主嫁给他，赐给他彩绸做的袍服一千多件和彩绸一万多匹。此后，他们夫妇滞留中原，直到隋朝灭亡。
光化公主
隋朝还与高昌、吐谷浑两个政权“和亲”。这两个民族、政权在当时的西北边疆有着一定影响，尤其是在突厥不时侵扰的情况下，隋朝希望通过他们牵制突厥，达到稳定边疆、开疆拓土的目的。高昌是十六国北朝以来西域的重要民族、政权，但与柔然、铁勒、突厥等较大的民族、政权相比，力量仍然有限，所以或臣服于柔然，或归附于铁勒。隋朝建立后，高昌仍然受到铁勒、突厥的控制，但高昌王有意联系隋朝，提高自己的地位。608年，高昌王麴伯雅派遣使者到隋朝，进献土特产，隋朝对此极为重视，给予隆重接待。第二年，伯雅亲自到隋朝，觐见炀帝，炀帝把宗室之女华容公主嫁给他。612年，他与公主回国后，立即下令改变“被发左衽”的旧习俗。隋炀帝得知后非常高兴，认为这一举动“变夷从夏”，是隋朝威德远播四方的结果，专门下诏表彰。但实际上，铁勒仍控制着高昌，伯雅此举仅是为了取悦隋朝，并没有真的实施。
隋朝建立之初，吐谷浑首领吕夸曾多次发兵侵扰，均遭隋朝迎头痛击。591年，吕夸死后由其子吕伏即位，立即派使者上表称臣，并进献土特产和珍宝，还要求献上美女。文帝接受了吐谷浑的归附，但委婉地拒绝了呈献美人的要求，并派人前往抚慰。596年，文帝把光化公主嫁给吕伏，双方确立了“和亲”结盟的关系。第二年，吐谷浑大乱，吕伏被杀，他弟弟伏允即位。伏允很快就派使者向隋朝报告这一情况，并要求按照当地风俗娶公主为妻，文帝谕令批准。以后，伏允每年都派使者朝贡，双方关系较为平稳。炀帝即位后，志在西部开拓疆土，先鼓动铁勒进攻吐谷浑，后又在两败俱伤之际出兵，伏允率残部依附于党项。隋朝接管了该部的疆土，在祁连山以南、雪山（今阿尼玛卿山）以北的数千里土地上设置了郡县，疆域迅速扩大。隋末大乱，伏允又乘机反攻，收复了失地，并再次侵扰中原。
文成公主
唐朝时期的中国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在处理边疆民族关系上也形成了一套有效的政策，与武力征伐、德化政策、羁縻府州一样，“和亲”也成为其中重要的部分。这一时期，唐王朝的统治者比以前的中原王朝、政权更认识到了“和亲”的重要性，积极、主动地运用“和亲”这一法宝调整与边疆民族的关系，并且不断提升远嫁公主的规格，使“和亲”成为了重要的安边之计。
文成公主和她的侍女第一，在“和亲”的对象上，汉朝时只有匈奴、乌孙、龟兹和鄯善，唐王朝则与吐蕃、吐谷浑、奚、突厥、契丹、回鹘等民族的首领进行过“和亲”。唐朝与边疆民族首领“和亲”的次数明显增多，根据张正明教授的统计，《旧唐书》、《新唐书》等史书中所记载的“和亲”有27起，从唐朝618年建立至907年灭亡的289年间，平均10年就有一次。
在“和亲”过程中，唐朝的许多公主远嫁边疆，如嫁与吐谷浑可汗的弘化公主，嫁给吐蕃赞普的文成公主、金城公主，永乐、燕郡、东华三位公主嫁给契丹首领，固安、东光、宜芳三位公主嫁给奚族首领，金河公主嫁给突骑施首领苏禄，嫁给吐谷浑王子的金城和金明两位县主，宁国、小宁国、崇徽、咸安、太和五位公主嫁与回鹘可汗。当然，边疆民族的首领也曾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唐朝王族，如肃宗时派敦煌王李承出使回鹘，表示友好并借兵镇压安史叛军，怀仁可汗（骨咄禄毗伽阙可汗）把自己可敦的妹妹嫁给承。唐朝对这次联姻非常重视，封这位回鹘公主为毗伽公主，加封承开府仪同三司拜为宗正卿，命他以毗伽公主为妃子。
第二，唐朝选派“和亲”的女子的规格比较高。如果与汉朝相比的话，汉朝出嫁的都是宗室之女，后来甚至把宫女都作为“和亲”的选派对象。唐朝所出嫁的多为宗室之女，如小宁国公主为荣王之女，金城公主是雍王之女、中宗的养女。还有少数几位是少数民族将领、首领的女儿，由唐王朝加封为公主之后出嫁的，如玄宗时加封西突厥阿史那怀道之女为金河公主，嫁给突骑施的苏禄可汗；又如仆固怀恩的女儿、孙女先后也曾嫁到回鹘，都与唐王朝对回鹘的笼络政策有关。
值得注意的是，大唐天子还把自己的亲生女儿嫁给回鹘首领，即肃宗之女宁国公主，德宗之女咸安公主，宪宗之女太和公主。当时，安史之乱硝烟未定，衰落的唐王朝尚未得到喘息之机，吐蕃已经大举进犯。为了借回鹘之力抗击安史乱军和吐蕃，唐朝天子把亲生女儿嫁过去，的确起到很大的作用。这与汉初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尽管刘邦面临着匈奴南侵的巨大压力，但对于嫁长公主一事仍犹豫不决，特别吕后一哭就改变了主意，两相比较更可见唐朝皇帝的远见和魄力。
第三，唐朝的“和亲”政策不仅是唐王朝各个时期治边战略的一部分，在安定边疆、开疆拓土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也加强了中原地区与边疆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密切了当时国内各民族的关系。
“和亲”的政治、军事作用
唐朝的“和亲”多以怀柔、羁縻为宗旨，服务于整个治边战略，又根据国内形势的变化确定“和亲”的对象与规格，已经成为了与边疆民族调整关系的布达拉宫殿重要手段。唐朝初年，东突厥势力强大，多次派军南下，对新生的唐王朝构成了严重的威胁。620年（唐武德三年），东突厥的处罗可汗还扶植隋朝齐王之子杨政道为隋王，这自然让唐朝如芒在背。因国内尚未安定，唐高祖时期对它采取了有限退让、积极防御的政策，同时利用西突厥加以牵制。在统叶护可汗时期，西突厥遣使唐朝要求“和亲”，高祖向大臣问计，封德彝认为可以通过“和亲”实施远交近攻之计，以威慑东突厥。高祖采纳这一建议，答应了这一请求。统叶护极为高兴，627年（唐贞观元年）派人进献万钉宝钿金带和5000匹马，准备迎亲。东突厥的颉利可汗对此很是愤怒，加以阻挠，还派人告诉统叶护：“你要娶唐家公主，必须从我的地盘通过。”统叶护便迟迟无法迎亲，不久被部属杀死。这次“和亲”最终未能实现，但对唐王朝来说达到了“远交近攻”的目的，太宗时期又通过政治分化和武力征讨，平定了东突厥，将其一部分南迁到内地，把西起阴山、东至大漠的广大地区收入版图。
与薛延陀、吐谷浑、吐蕃、突骑施、奚等的“和亲”，也是唐前期治边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唐朝极其强大，太宗皇帝更被边疆民族尊为“天可汗”。对于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唐王朝往往是叛者伐之，顺者抚之，强者抑之，弱者扶之，并且更加主动、积极运用“和亲”手段调整与各民族的关系，培育各边疆民族政权及其首领对中原王朝的“内向之心”，使他们确立和保持对中原王朝的臣属关系。于是，边疆各民族的首领都以与唐王朝“和亲”为荣，以唐朝不答应和亲为耻。“和亲”对象的选择就反映了唐王朝治边战略的这一特点。唐朝一方面与吐谷浑、吐蕃、奚、契丹、突骑施实行了“和亲”，还改封隋朝时嫁到高昌的华容公主为“常乐公主”，赐姓为李，等同于本朝的“和亲”公主；另一方面，对薛延陀则是先答应后又废除，而且长期拒绝突厥的“和亲”请求。
薛延陀是铁勒的一支，原来曾依附于东突厥，628年其首领夷男在唐朝支持下建立汗国，第二年又被唐太宗册封为真珠毗伽可汗，势力大增。它与唐朝维持着友好关系，但太宗怕它强盛起来，成为以后的威胁，便让内迁的一部分突厥部族向北迁移，与薛延陀相邻作为防备。夷男由此心生不满，双方关系开始恶化。642年（贞观十六年），夷男遣使求婚，太宗对大臣讲：“北方民族世代为患，现在薛延陀又强大起来了，我觉得有两个办法：一是派军消灭它，可保百年无事；二是答应‘和亲’，暂时羁縻，也可以在30年内无事。”房玄龄建议：“国家初建，大乱之后满目疮痍，且战事凶险，应慎重行事，所以‘和亲’是天下大幸。”太宗也表示同意“和亲”，便答应把新兴公主嫁给夷男，要求他准备厚礼迎亲，还准备到灵州（治今宁夏灵武县西南）会见他。夷男极为高兴，向部下宣布：“我本来是铁勒的小首领，天子册封为可汗，现在又把公主嫁给我，我一定要到灵州去迎接。”而且，他不顾部下阻拦，征集国内的大量牛、羊，亲自督率着前往灵州。由于长途跋涉，牛、羊死了许多，也未按期到灵州，让太宗等了好长时间。于是，唐朝不少大臣认为夷男不懂礼仪，聘礼也不够多，有轻视唐天子之心，太宗便废除了婚约，双方关系完全恶化，接着爆发了战争。646年，唐朝消灭了薛延陀，并在这一地区设立府、州。
对于突厥，唐王朝一直怀有戒心，不希望它过分强大，在“和亲”方面也采取冷处理的态度，避免让它因此扩大影响、过分壮大。西突厥在统叶护可汗之后陷于内争，可汗更替频繁，各首领都向唐朝请求“和亲”，太宗一概拒绝，还告诉他们：“你们国家战乱不止，君臣的名分都定不下来，还来求婚？”后来，沙钵罗陉利失可汗献上500匹马，又来求婚，虽然他的父亲莫贺设曾同太宗结为兄弟，他又对唐朝表示臣服，太宗仍拒绝了“和亲”要求，但同时对他多加抚慰。乙毗射匮可汗当政时又向唐朝请求“和亲”，太宗这次表示答应，但要求他割让他的五个属国——龟兹、于阗、疏勒、朱俱波和葱岭作为聘礼。这种要价无异于要他完全归顺唐朝，婚事也未谈成，太宗以后再未见西突厥提出“和亲”要求。
高宗、武则天时期，东突厥的旧部在默啜可汗统率下逐渐复兴，他与后继者毗伽可汗都注意与唐朝发展关系，他们执政的四十多年间（691~734年）双方冲突较少，突厥还曾帮助唐朝平定契丹等的叛乱，总体上较为和好。默啜时期曾要求“和亲”，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武则天之子，武则天却让魏王武承嗣的儿子武延秀娶他女儿为妃子。默啜很不高兴，认为这有违他嫁女给李家儿子的初衷，拘留了前去迎亲的武延秀，还出兵边境，双方关系一度恶化。后来，他又要求把女儿嫁给皇太子的儿子，中宗即位后下诏拒绝，甚至表示能杀死默啜的就可以封为国王。睿宗时期，双方恢复和好，默啜又请求“和亲”，唐朝曾答应把宋王之女金山公主嫁给他，但不久突厥发生内乱，默啜被部下杀死，这次和亲也未能实现。毗伽可汗继默啜而立，他曾遣使表示自己愿做唐玄宗之子，玄宗表示答应，但又请求“和亲”时被拒绝，725年（唐开元十三年），唐朝派袁振出使突厥，他与众大臣一起宴请袁振，席间他极其不解地问：“唐朝与吐蕃、奚、契丹等都先后‘和亲’，突厥前后多次求婚，为什么竟然不答应？”袁振回答：“可汗您既然以唐天子为父，父子之间怎能再‘和亲’？”他对这一回答并不满意，表示：“‘和亲’的公主都不是天子的亲生女儿，我们也不会问真假，要求的也并非一定是天子之女，可我们多次请求都没答应，实在是羞见邻近的各民族了！”
如果说唐前期国力强盛，“和亲”以怀柔为主，志在开疆拓土，那么安史之乱后的“和亲”则明显地带有自保的性质，而且所有的七起“和亲”都是与回鹘进行的，目的是借助回鹘之力平定内乱、防范吐蕃。“和亲”的规格也随之提高，有三位“天子真女”远嫁回鹘。755年（唐天宝十四年），安禄山起兵南下，由此开始了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756年（唐至德元年），肃宗派遣李承、大将仆固怀恩到回鹘，请求援助。第二年，在回鹘军队的帮助下，唐朝收复了长安和洛阳。758年（唐乾元元年），肃宗册封回鹘葛勒可汗为英武威远毗伽阙可汗，并把女儿宁国公主下嫁给他，以荣王之女为陪嫁之女。回鹘可汗又为儿子移地健请婚，肃宗又把仆固怀恩之女嫁过去，759年移地健即位，为牟羽可汗（又称为登里可汗），唐朝册割仆固氏为婆墨光亲丽华毗伽可敦。因为“天子真女”下嫁和多次“和亲”，回鹘与唐朝关系极其密切，其军队与唐军多年并肩作战，在肃宗、代宗时为平定叛乱发挥了重要作用。
安史之乱以后，吐蕃成为唐朝的严重威胁，为防止回鹘被吐蕃拉过去，唐王朝又一再与回鹘“和亲”。769年（唐大历四年），唐朝又把仆固怀恩的另一个女儿册封为崇徽公主，再嫁给牟羽可汗。787年（唐贞元三年），移地健的从兄顿莫贺取代他成为新的可汗，派遣使者与唐朝通好，请求“和亲”。德宗把第八女咸安公主嫁给他，他则表示愿意向唐朝称臣。第二年，他派人迎娶公主，并向唐朝表示：“过去回鹘可汗与唐朝皇帝是兄弟关系，现在我已经是唐朝天子的女婿，是半个儿子了。”咸安公主在回鹘生活了21年，先后嫁给了四个可汗。咸安公主死后，回鹘又多次请求“和亲”，到822年（唐长庆二年）穆宗封第十七妹为太和公主，远嫁回鹘。
“和亲”与经济文化交流
唐朝与边疆民族“和亲”是其治边政策的一部分，具有明显的政治、军事目的，在这方面也发挥出积极作用。正如唐朝时就有人指出的：公主“和亲”实际是发挥了“辅佐政事”的作用，拓宽、实现了大唐王朝“怀柔远人”的政策。其实，“和亲”公主们也意识到了自己的政治使命，如758年宁国公主出京时，肃宗送出很远，公主泪下如雨，对父皇表示：“愿以国家大事为重，即使身死异域也无遗恨！”肃宗也为之心酸落泪。父女两人一送一位之中，既有女儿远嫁时的父女离别之情，更有对江山社稷的无限担忧，又反映出“和亲”公主对自己使命的深刻认识。不仅如此，远嫁的公主及其随从们还在边疆地区传播了中原的文化，推动了中原与边疆的经济文化文流，促进了当时国内各民族的融合。下面我们就以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远嫁吐蕃为例来看一下。
吐蕃是今天藏族的祖先，唐朝初年逐渐强大起来，赞普松赞干布听说突厥、吐谷浑先后与唐朝“和亲”，634年（唐贞观八年）就派使者向唐朝求婚。太宗没有答应，使者怕回去不好交代，就说是唐朝因吐谷浑挑拨才不答应的。松赞干布便派兵进攻吐谷浑，还讲“如果大国不嫁给我公主，我就会继续进攻”，接着又攻打唐朝的松州（治今四川省松潘县），被唐军击败。松赞干布很快就派使者到唐朝谢罪，并再次求婚。太宗答应把文成公主嫁给他，他又派禄东赞带来大量的聘礼，前来迎亲。641年，唐朝派送亲专使、江夏王李道宗与禄东赞一起，伴送公主出长安，由西而南，前往吐蕃。松赞干布亲自到黄河之源迎接，见到李道宗便行子婿之礼，非常恭敬。公主到吐蕃后，松赞干布对亲信大臣讲：“我的父辈都没有与中原上国通婚的，现在我能娶大唐公主，实在是国家的大事。”还派人在玛布日（布达拉山）建造了宫室，让公主居住。
松赞干布时期与唐朝关系非常密切，在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得到加强。他在迎接公主时就赞叹唐朝的服饰之美和礼仪之周，公主入吐蕃之后不仅带来了文成公主像华贵、丰厚的嫁妆，而且带去为数不少的工匠，携带了经史、佛经、佛像和工艺、医药、历法等方面的书籍，把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方式和文化传播到吐蕃。公主还建议他废止一些原有的风俗，他不但接受了建议，还派贵族子弟到唐朝留学，诵读诗、书。松赞干布去世于650年，此后禄东赞家族专权，唐蕃关系出现了曲折，双方战争不断。此间，文成公主虽然无法干预吐蕃政局，但在吐蕃仍受到爱戴和优待。680年（唐永隆元年），文成公主病故，吐蕃在以后又多次要求“和亲”，均未实现。
707年（唐景龙元年），中宗把金城公主又嫁给吐蕃赞普赤德祖赞，709年公主被迎到吐蕃，唐蕃实现了第二次“和亲”。金城公主入吐蕃后，中原与吐蕃的交流与联系进一步加强，不仅中原的丝织品和生产技术更为广泛地传入吐蕃，金胡瓶、羚羊衫缎、金鹅盘等吐蕃土特产传入中原，而且还应金城公主的请求，唐朝在731年（唐开元十九年）赐予《毛诗》、《礼记》、《左传》等典籍。金城公主在740年去世，在吐蕃生活的三十多年间，还在缓解唐蕃冲突、促成双方划界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今天，藏族的传说、壁画和史籍中仍有许多文成、金城公主的故事，作为历史的见证，这些又都是对唐蕃“和亲”及当时内地与吐蕃经济文化交流、国内各民族友好往来的赞美之歌！
兴平公主
907年，唐朝灭亡，中原地区出现割据混战局面，进入五代十国时期。10世纪中叶，宋朝建立，中原地区实现了统一。在边疆地区，仍存在着一些少数民族政权，如北方的契丹（后改称辽）、金，西部的西夏和回鹘政权，西南的吐蕃各政权和南诏（大长和、大天兴）、大理等等。其中，辽、金又长期与宋朝南北对峙，直到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统一全国，中国才在新的基础上实现了空前的统一。此后，明朝取代元朝，清朝又取代明朝，相继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统一王朝。在长达千年的历史中，我国各个王朝、政权与边疆民族首领之间仍然多次“和亲”，这在《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等史籍中都有相关的记载。
从五代到元代，根据张正明教授的统计，见于各种史籍记载的和亲共16起，五代十国时期有1起。宋辽夏金元时期有15起，明代则未见明王朝与边疆民族的“和亲”。这16起“和亲”中，汉族建立的政权与边疆民族首领之间，即南汉的刘龚把增城县主嫁给南诏大长和国的郑曼的这次联姻在五代至清朝的一千多年间极具特色，这是从五代十国、宋朝到明朝的汉族统治者对少数民族“和亲”的罕见个案，又是发生在中国南方的汉族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就更为少见了。其他15起都发生在边疆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政权之间，包括辽朝与西夏的3起，与回鹘的1起，与吐蕃的2起；西辽与乃蛮部的1起；西夏、回鹘与吐蕃的各1起；蒙古（元朝）与金朝、西夏的各1起，与高昌的4起。
其实，上述统计并不完全，比如辽朝也曾通过政治联姻治理国内的边疆民族，对于西北边疆的阻卜族先是采取武力征服的政策，辽圣宗后期则改为安抚的策略，1004年（辽统和二十二年）阻卜酋长铁刺里来朝求婚，辽圣宗就答应了这一请求。又如，元朝给予吐蕃的款氏家族很高的地位，不仅从八思巴起不少人被封为帝师，还把这一家族的许多人封授为司徒、司空，还有人娶了蒙古公主，如恰那多吉、达钦桑波内、琐南藏卜、贡嘎勒贝迥乃坚赞贝桑布都被封为白兰王，娶了蒙古公主，成为元朝的驸马。其中，琐南藏卜既是蒙古公主所生，又娶了蒙古公主。这些联姻显然也属于“和亲”的范畴。
从背景和效果来看，这一时期的“和亲”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类是被动的、无奈的，往往势力较弱的一方是在敌方大军压境时献女求和，以求一时的苟安，缺少整体、长远的战略目标，而“和亲”之后强者往往继续进攻，弱者难以逃过灭亡的命运。西夏、金朝与蒙古的“和亲”就较为典型。1205年（夏天庆十二年）至1209年（元太祖四年，夏应天四年），成吉思汗第三次征讨西夏，前两次由于西夏的顽强抵抗，蒙古军只在大肆掠夺之后撤军。1209年，蒙古铁骑击败了西夏的5万主力军队，包围了西夏的都城中兴府（治今宁夏银川市），还放水淹城。夏襄宗李安全曾向金朝求援，但遭到拒绝，无奈之下把女儿献给成吉思汗求和，向蒙古称臣纳贡。蒙古军队在大肆抢掠之后撤军，西夏暂时躲过灭顶之灾，而后统治集团又陷于内争，更无力抗击蒙古，直到1227年最终被蒙古灭亡。1211年以后，蒙古军队又连续南下，向金朝发动了猛烈的进攻，攻破河北、山东九十多个郡，1213年又直逼中都（今北京），金宣宗完颜询被迫求和，献出卫绍王之女岐国公主、金帛和童男女，蒙古军队才撤走。这位公主成了成吉思汗的“公主皇后”，在他的妻子中排位第四，但这次和亲也无法挽救金朝，到1234年仍被蒙古、南宋的联军消灭了。对于这两次“和亲”，后世也认为是得过且过的妥协之计，缺乏长远目标，明朝初年所修的《元史》就称1209年为“夏主纳女求和”，1213年为金主求和“奉”上岐国公主。
第二类是主动的、积极的联姻，与过去汉唐时期的“和亲”一样，是各王朝、政权当时整体战略的一部分，目的多为通过联姻加强政治、军事上的联系，确保本政权或统治集团的现有地位或既得利益，并志在开拓疆土。南汉与南诏的“和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刘在其兄刘隐势力的基础上割据岭南，917年建立了以广州为都城的南汉政权。为巩固自己的地位，颇费心机，919年（南汉乾贞三年），他册封楚王马殷之女为皇后，意在拉近与北方强邻楚的关系。对于西面的南诏也想加强联系，923年，南诏大长和国的郑派使者前来，献上红鬃毛的白马，要求“和亲”，而且使者自称是皇帝郑的亲兄弟、归仁庆侯郑昭淳。刘心中大喜，给予隆重接待，并把刘隐的女儿增城县主嫁给郑。这次联姻发生在群雄割据、混战不休的五代十国时期，双方都无力也不可能一统宇内，联姻是为了声气而通、远交近攻，确保双方在当时中国南部的有利地位。
南汉与南诏的“和亲”发生在中国南方，只能对局部地区产生一定影响，而西夏与辽朝“和亲”是在辽、宋、夏对峙分立的情况下出现的，具有更重大的战略意义，对当时的中国局势也产生了更大的影响。西夏在李继迁时期采取“联辽抗宋”的策略，利用辽、宋的矛盾发展自己。辽圣宗为了利用他对抗宋朝，也极力拉拢之，986年（辽统和四年，宋雍熙三年）把宗室耶律襄之女封为义成公主，嫁给李继迁，还赐给他3000匹马。990年，辽圣宗又封继迁为夏国王，双方结成联盟对抗宋朝。后来，李继迁又暗中联络宋朝，力求从辽、宋矛盾中取渔翁之利。他儿子李德明即位以后，西夏利用宋、辽“澶渊之盟”后的形势，采取同时结好辽、宋的政策，结果两边都对他不断加官晋爵，以便拉拢李德明，“和亲”依然是辽、夏加强关系的重要手段。1029年（辽太平六年，宋天圣七年），李德明向辽为儿子元昊求婚，辽圣宗欣然答应，两年后元昊娶了辽的兴平公主，被辽朝加封为夏国公、驸马都尉。双方的亲密关系仅仅维持了几年，因为西夏与辽朝管辖下的党项、吐谷浑往来，以及1038年兴平公主死去，辽朝曾派遣使者责问，双方矛盾公开化。
1044年（辽重熙十三年）前后，西夏与宋朝关系密切起来，辽、夏战争不断，直到1053年才恢复和好。此后，西夏统治集团内部纷争不断，与宋的关系也时好时坏，到李乾顺时期（1087年~1139年）才与宋朝相对和好，同时又倾向于辽朝。1099年（辽寿昌五年），李乾顺在辽的支持下掌握了西夏的大权，第二年就向辽求婚，结果被辽道宗拒绝。以后，李乾顺又两次向辽求婚，1105年（辽乾统五年）辽天祚帝把宗室之女成安公主嫁给他，双方关系再度加强。这果然有利于辽、夏调整对宋、金的关系，特别是宋、夏冲突时，辽就向宋施加压力，帮助西夏；当辽屡屡被金攻打时，西夏就予以援助，甚至在天祚帝无路可走时请他到西夏避难。1124年，在金的压力之下，西夏才与辽断绝关系，第二年辽朝也就走向了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