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1年1月11日（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经过精心筹划，以洪秀全为首的拜上帝会在广西桂平金田村正式宣布起义，号称“太平军”，建号“太平天国”。由于领导人的正确指挥，更由于各地人民的全力支持响应和广大太平军将士的浴血奋战，太平军连续突破了清军的多重围追堵截，越战越勇，越战越强，纵横驰骋数千里，从珠江流域一直打到长江流域。1853年3月19日（咸丰三年二月十日），太平军攻克南京。十天后将其改名为天京，作为太平天国的首都，从此开始了革命的新阶段。
定都天京以后，如何争取更大的胜利，以尽快结束满清的腐朽统治，便成了太平天国领袖们面临的新课题。为此，他们制定了一个分兵出击、两路齐发的战略计划：一路尽选精锐长途奔袭清朝的中枢——北京，给予统治者最直接的打击；另一路便是挥师西征，夺取长江中上游各省，扩大自己的控制区域。这一大胆的计划，一方面反映了太平天国领袖们在取得一系列辉煌胜利后的昂扬斗志，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骄傲轻敌的思想在领袖们头脑里有所滋生，对后来的军事斗争产生了一系列不利的影响。
1853年5月19日，西征太平军在胡以晃、赖汉英的率领下，攻克和州，浩浩荡荡地向西进发。太平军作战勇敢，纪律严明，受到沿途各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因此进展颇为顺利。然而在进军湖南时，太平军碰到了一个新的凶恶敌人，那便是由清朝反动官僚曾国藩建立的地主武装——湘军。
太平军刚进驻天京不久，清朝统治者便在天太平军作战图京南北建立了江南、江北大营，围困太平军。然而他们也深知，单靠已没有什么战斗力的八旗和绿营兵是不足以对付迅速发展的太平军的。因此，他们利用一些汉族地主本乡本土的封建政治、经济、宗教势力，在几个重要省份举办团练，积蓄反革命力量，镇压太平天国的革命斗争。湘军便是这一阴谋的产物。经过曾国藩的苦心经营，湘军具备了比较强的战斗力，成为太平军的主要作战对手。
1854年（咸丰四年）4月，曾国藩为解除太平军对长沙的威胁，亲率水、陆两军扑向长沙外围要塞靖港。守卫靖港的太平军用猛烈的炮火迎接这些“不速之客”，并乘着风势火攻。湘军水师接连起火，顿时大乱，竞相逃命。水师的混乱迅速波及陆上的湘军。太平军趁势进攻，把送上门的湘军聚而歼之，大挫湘军锐气。曾国藩又羞又气，一头扎进水中，企图以“自尽”掩饰窘态，演出了一场“自尽未成”的把戏。
在城陵矶，智勇双全的“飞将军”曾天养抓住敌水师顺流而下、易进难退的弱点，率领“虎头军”，于旋湖港设下天罗地网。本来水陆联手作战的湘军水师仗着船多兵多，贸然进攻，正中太平军下怀。待敌完全进入包围圈后，四下伏兵尽出，一举歼灭助战而来的广东水师及总兵陈辉龙、湘军水师总统褚汝航等四名敌主将。
在节节胜利的同时，多线出击所造成兵力严重不足的后果日益暴露。太平军无法在新开辟的两湖地区站稳脚跟，不得不放弃原计划，步步回撤，退出了湖南、湖北。这便给了湘军以喘息之机，从而死里逃生。
这年11月，英勇善战、足智多谋的翼王石达开受命主持西征军事。他清醒地分析当时形势，认真总结湖南战场的成败得失，把西征军略加收缩，着力经营几个战略要地，加强水师建设，在短期内建成了一支具有一定作战能力的水师部队，使战局为之一变。
湖口，位于鄱阳湖出长江之口，地势险要，上通楚北，下达皖南。在石达开眼里，这儿正是聚歼湘军水师的好战场。1855年初，他亲临湖口组织部署，要在这里与湘军展开决战。根据当时实际情况，他制定了以守为攻、惊营疲敌、诱敌深入、奇袭制胜的作战方针。
在鄱阳湖与长江交汇的水面，石达开命人扎起大小两座木排，在两岸厚筑土城，安装炮位，严阵以待。急于报复的湘军缓过劲来之后，千方百计地对湖口发起多次进攻。无奈石达开率众沉着应战，据险坚守，湘军每次进攻都无功而返。技穷的曾国藩望着江中耸立的木排只剩叹气的份儿，不得不下令水师停止进攻，另寻他计。
敌驻我扰，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一支由百余条小船组成的小部队悄悄出现在江面上。这些小船或三只或五只地连在一起，船上堆满了混着火药的柴草。等小船神不知鬼不觉地滑到湘军战船中间时，只听一声炮响，四下立时火起。船上的湘军从睡梦中惊醒，已身陷火海，被烧死的、自相践踏失足落水被淹死的不计其数。从那以后，太平军不是以小船袭击，便是以强弓硬弩射去火箭惊扰。湘军昼夜担惊受怕，寝食难安，而且几乎每天都有人伤亡，士气日益低落，“锐师倏而变为钝兵”。
如此过了二十多天，曾国藩心知长期对峙于己不利。因为太平军身后有着广大江西人民的鼎力支持，无后顾之忧，而对杀人如麻的他，老百姓们除给了一个“曾剃头”的绰号外，别无他物。所以决定集中全部兵力，从水、陆两路猛扑湖口，以撕开石达开的沿江防线。西征中最精彩的一幕开启了。
1月29日，湘军集中炮火向鄱阳湖口的太平军阵地狂轰滥炸。炮火引爆了木排上太平军的弹药箱，接着又引燃了木排。太平军在水面已无险可守！面对不可一世的湘军，太平军果断后撤，避敌锋芒。曾国藩自以为得计，笑着对左右说：“破了湖口，就可以‘直捣金陵’啦！”
面临险境，石达开随机应变，决定利用木排被焚作诱兵之计，肢解湘军水师再各个击破。他命令守军趁夜将大船凿沉江心，堵塞水道，只在西岸边留下一道狭窄的隘口，象征性地设置了几处障碍。这样，湘军的重型战船便进不了鄱阳湖。
骄横的湘军哪知是计，气势汹汹地派出一百二十多艘轻便快船舢板等冲入湖内，而将“快蟹”、“长龙”等大船尽留外江。石达开闻讯大喜，立刻命令埋伏的太平军封锁隘口，将钻进内湖的敌船牢牢锁在湖内。湘军水师一下被分割成互不呼应的两部分，原有的部署立刻一片混乱。
上了钩的大鱼怎容它轻易溜掉，埋伏已久的太平军抓住有利时机，以关门打狗之势痛击失去大船掩护的内湖湘军。只一夜工夫，“入瓮”的湘军便所剩无几了。而停泊在外江的大船，由于没了轻快小艇的配合，犹如“飞鸟去翼，爬虫去足”，根本无法进行战斗。太平军一阵猛打猛攻，湘军立呈败象，一部分战船见势不妙，顾不上照应其他船只，掉头就跑，狼狈逃往九江。
2月11日，仓皇失措逃回九江的湘军惊魂未定，便发现大举反攻的太平军在夜幕掩护下，以数十只小船为先导，悄悄靠近湘军水师大营。一声令下，火箭、喷筒万支齐发，太平军以翻江倒海之势猛扑上去，喊声震天，刀光闪闪。措手不及的湘军闻风丧胆，溃不成军，连曾国藩的座船也被太平军包围了。曾国藩羞愤难当，自思如此大败，以后有何面目见人，又是一头扎进水中企图自杀。众随从慌忙把他捞起，藏到了一艘小船的甲板下，趁乱狼狈逃去。他的管驾官和监印官则被当场击毙。
经过这样接二连三的沉重打击，曾国藩已成为惊弓之鸟。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每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指太平军战船）之上驶，则绕屋彷徨。”
湖口、九江大捷之后，石达开指挥西征太平军趁势全线反攻，连克武穴、兴国、汉阳等城，重新控制了武汉至九江的长江水面及附近的湘、鄂、赣广大地区，在较短时间内完全扭转了长江中游的战局。
在西征取得初步胜利之后，石达开又率军顺江而下，与守卫天京的太平军密切配合，一举粉碎了围困天京达三年之久的江南大营。同时，由陈玉成率领的太平军也一鼓作气消灭了江北大营的清军。天京的肘腋之患完全肃清，太平天国的革命斗争达到了最高潮。
综观西征，太平军之所以能在强敌环伺的不利环境中取得空前的胜利，除了战士们作战勇敢外，还应归功于石达开的正确指挥。他冷静分析敌长我短，确立了避敌锋芒、诱敌深入、惊营疲敌、快速制胜的战术思想，不仅令太平军将领们赞不绝口，更使他的老对手曾国藩和与他交过手的英国侵略者自叹弗如，以致谈“石”色变。
三河之战
至1856年（清咸丰六年）夏天，西征太平军经过三年多的苦战，控制了湖北东部及江西九江、安徽安庆、湖北武昌等重要军事据点，攻破了围困天京三年多的江南、江北大营，形势一片大好。然而，就在革命蓬勃发展的时刻，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矛盾公开激化，发生了天京变乱。从杨秀清逼封“万岁”开始，经过韦昌辉的大屠杀和石达开的带兵出走，革命力量受到极大的摧残，造成太平天国“朝中无将、国内无人”的严重局面。
这次变乱不仅丧失了乘胜歼灭敌人的有利时机，反而使敌人得以重整旗鼓，重建江南、江北大营，向太平天国反扑过来。革命形势由此急转直下，太平天国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这时，被洪秀全果断提拔为军事统帅的陈玉成和李秀成，受命于危难之间，立志扶大厦于将倾，担负起了支撑时局、开拓新局面的重任。
综观当时局势，要想摆脱军事上的被动不利局面，长江下游必须歼灭清军的江南、江北大营，解除天京之围，长江中游同时又必须击退湘军的进攻，确保军事重镇安庆不落入敌手。为实现这一战略，1858年（咸丰八年）7月，年仅21岁的陈玉成与李秀成在安徽枞阳联合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会上，陈玉成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战略构想，各将领也慷慨陈词，决心“各誓一心，订约会战”。这次会议确立了年轻的陈玉成作为太平军军事统帅之一的地位，同时也肯定了他提出的避实就虚、迂回包抄、声东击西、反客为主等机动灵活的战术思想。太平天国后期在军事上取得的一系列胜利，正是这些战术思想在实战中得到贯彻的结果。
枞阳会议后，陈玉成当即挥师连克庐州、店埠等地，与绕道而来的李秀成军夹击盘踞在江北大营的清军德兴阿部。对太平军的战略反攻未作任何准备的清军措手不及，大败而去。陈、李二部合而为一，又与驻守天京的太平军分进合击、围攻建于江北浦口的清军江北大营。这一仗打得痛快淋漓。由于太平军进展神速，清廷钦差大臣德兴阿吓得“愁急交攻，彻夜呻吟”，根本拿不出什么主意。这时，他身边的人又建议说：“不如来个三十六计之上计吧！”德兴阿正求之不得，赶忙顺水推舟道：“既然大家说该这样做，就依你们吧！”
于是，江北大营的这些大小头目们纠集了一帮亲兵，狼狈逃窜，几乎是一夜之间就跑了一百多里地，武器弹药等军事物资扔得沿途比比皆是，连专门铸造用来对付太平军的十余门九千斤大炮也“送”给了太平军。自此，太平军彻底摧毁了清军的江北大营，并使之再也没有恢复过来。
这一胜利，使太平天国的南北交通线得到了恢复，长江南北的物资又可以源源不断地供应天京。这对于稳定天京城内的人心和扭转危局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为巩固这一成果，太平军在陈玉成、李秀成的分别率领下，继续兵分两路扫清天京外围的残留清军，进一步扩大战果。其中，李秀成部奋力消灭了龟缩扬州的清军残兵败将，占领了这个富庶的城市；而陈玉成则率军攻打被清军吹嘘为“铁铸”的六合。
六合，位于天京之北。若以浦口为咽喉，六合则是江北之心腹要地。太平军的将领们认为：“要解天京之围，就要先破六合！只有这样，清军水师才会被赶离天京附近江面，如此一来，太平军在江北一带就能纵横驰骋，战局必会由此改观。”
事实证明，选择六合作为整个战局的突破点是完全正确的。10月24日，在陈玉成的锐意进攻下，这个被敌人吹嘘为“铁铸六合”的战略要地一举攻破。清军主帅温绍原当场毙命。这样，不仅使太平天国的江北防线得以巩固，还为后来攻破江南大营创造了有利条件，更使陈玉成部队实行江北作战的计划少了后顾之忧。
就在太平军以主力进攻江北大营捷报频传的时候，西线的湘军乘虚而入，加紧大举进攻太平军。将军都兴阿、副都统多隆阿、总兵鲍超及水师提督杨载福等率部直扑安庆。防卫安庆的太平军“一日五文前来告急”。湘军中最为凶悍的一支部队李续宾部接连攻陷太湖、潜山、桐城、舒城等地，进逼到了离庐州仅五十余里的三河镇，气焰极为嚣张。李续宾一时间也被清军吹捧为“威望冠诸军”的人物。西线形势万分紧急！
三河镇在庐州之南（今属肥西），扼庐州咽喉，为水陆交通要道，是太平天国当时在安徽的重要军事据点，筑有一座大城，内外堡垒九座，囤积了大量的粮食军械，以接济庐州、天京等地。因而，无论是经济上，还是军事上，对太平天国来说，三河镇的得失都关系到整个战局的成败。
正在长江下游作战的陈玉成接到三河守将吴定规的告急文书，马上指挥部队星夜奔赴安徽战场。同时，李秀成也挥师绕过清军的阻击前去接应。陈、李两军再一次并肩作战。
到了安徽前线，陈玉成立刻率部投入战斗。根据湘军长驱直下，孤军深入，犯了兵家大忌的弱点，他制定了围而歼之、速战速决的作战方针。同时，他又看到湘军气焰嚣张，不可一世，瞧不起太平军，果断派出小部队从各个方向不断骚扰敌人，一方面麻痹敌军，另一方面分散湘军兵力，迫使湘军多线作战，难以集中。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陈玉成亲率大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插三河东南的白石山和西南的金牛镇，包抄敌军后路。占领白石山和金牛镇的湘军还沉睡在梦乡里，忽听一阵枪声，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一回事便当了太平军的俘虏。敌军的退路被切断了！可是陈玉成却丝毫没有松劲，他连夜派人传令庐州守将吴如孝带兵南下，阻击舒城方面湘军的救援。当庐州太平军已到达阻击地域的消息传来时，陈玉成严峻的脸色终于有了一丝笑容。至此，围攻三河镇的湘军完全陷入了太平军布下的天罗地网！
陷入重围的湘军情知不妙，慌乱发动进攻，妄图夺路而逃，外围的湘军也加紧接应的步伐，想救出自己的难兄难弟。太平军陈、李、吴三部密切配合，无论湘军如何挣扎，包围圈也未漏丝毫缝隙，反而逐渐缩小收拢，收网的时机成熟了！
11月14日，陈玉成率部逼攻三河湘军大营。次日黎明大雾弥漫，数步之外就只闻人声不见人影，湘军突袭金牛镇。猛听一声炮响，一彪人马自敌后方浓雾中杀出，这支勇猛的部队正是由陈玉成亲自率领的，直杀得敌人哭爹叫娘，一败涂地。由于准备充分，又占天时地利，陈玉成部如摧枯拉朽般横扫三河镇外围的三路湘军，干净利落地打碎了敌人的全盘计划。威风一时的李续宾暗叫不好，赶忙纠集一伙人以攻为守，企图击退太平军突围而去。太平军严阵以待，连续击退了其十多次进攻。李续宾气得哇哇乱叫，连斩两名临阵脱逃的士兵，但仍挡不住退下来的湘军。无奈之下，他只好撤回大营，固守待援。
此时，李秀成部自白石山赶来助战，吴定规等守军也自三河镇内冲出，三路太平军会合成一只拳头，狠狠击向湘军的中军大营。先期抵达的太平军机智地把长江河堤挖断，滔滔江水汹涌而出，断绝了湘军的最后一条退路。逃至江边的李续宾望着翻滚的江水，自知在劫难逃，绝望中上吊自杀。这个七年间攻克四十余城、经历大小六百余战、双手沾满太平天国战士鲜血的刽子手得到了他应有的下场。主将一死，湘军更是溃不成军。经过前后三天的激战，这支湘军精锐部队六千余人，上至李续宾、曾国藩的三弟曾国华，下至普通走卒，无一漏网，悉数被歼。
三河镇战斗结束后，陈玉成等挟胜利之余威，乘胜追击，夺回了舒城、桐城、潜山、太湖等地，迫使围攻安庆的清军弃营而去，安庆之围不战而解。从此，长江中游的战局发生了有利于太平军的变化，天京上游的局面得到了相对稳定。
这一仗，给了清朝反动统治者一个沉重打击。听到三河惨败、全军覆没的消息后，曾国藩忍不住痛哭流涕，一连数日食不下咽，他懊丧地承认：“三河之败，歼我湘人殆近六千，不特大局顿坏，而吾邑士气，亦为不扬。”湘军另一头目胡林翼也跺着脚哀叹道：“三河溃败之后，元气尽伤，四年纠合之精锐，覆于一日。……敢战之才、明达足智之士，亦凋丧殆尽。”
而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年轻的陈玉成已逐渐成长为一名成熟的军事统帅。连他的对手曾国藩都不得不承认，“自汉唐以来，未有如此‘贼’之悍也！”在民间更有“军强冠诸镇，与国藩相持数年，国藩深畏之”的说法。由于战功卓著，陈玉成被晋封为英王，时年仅22岁。
大沽口之战
1858年5月20日（清咸丰八年四月八日）上午8点，清朝直隶总督府外来了一队全副武装的外国人。他们交给直隶总督谭廷襄一份“最后通牒”，要求清朝守军在两小时内交出天津守备重地大沽口炮台，让他们“护卫”特使进京，否则将以武力占领。这伙人便是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英法联军的信使。他们的无理要求，当然遭到了中国方面的断然拒绝。
清军炮击进犯大沽口的英法联军
第一次鸦片战争过后没几年，贪婪的英、法等国不满足于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又相互勾结以“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为借口，发动了由英法直接出兵、美俄暗中支持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战争前期，他们在广东沿海大肆进攻。当他们发现这并不能使清朝政府屈服时，便把进攻的矛头对准了京津地区。5月初，英、法侵华军全权代表额尔金与葛罗率大小舰艇二十六艘、官兵约二千七百人，逼近天津。
由于清政府对英、法早有戒心，加强了津门重地大沽口一带的防务，配备轻重火炮五百余门，总兵力达一万三千多人。来势汹汹的英法联军自知如果开战占不了什么便宜，便派出了文章开头的那一队士兵，妄图恐吓守军交出炮台。结果却自取其辱，遭到中国方面的当头痛斥。
5月20日上午10点，英法联军悍然打响了第一炮，拉开了大沽口之战的序幕。清军当即予以还击。大沽口一带顿时炮声震天，硝烟弥漫。法舰“霰弹”号的螺旋桨在游弋中被中国军民事先布好的渔网缠住，无法动弹，成了炮台上清军的“活靶子”，一阵炮火袭来，法舰顿时变了形。还有些敌舰被白河上渔民施放的火筏阻挡，难以前进一步，连船上的帆都被引燃了。激战近两个小时，英法联军的三艘战舰当场沉没。
然而就在这时，意外的情况发生了。大海退潮引起白河河水猛退，联军舰艇顺势后撤，退出了守军火炮的有效射击范围。清军的炮弹呼啸着飞来，却在距敌舰不远处力竭落水爆炸，未伤敌分毫。而敌舰的火炮由于性能远胜于清军，既打得远又打得准，屡屡命中清军炮台。纵然守军英勇顽强，也逐渐丧失了还击的能力。此战双方各有伤亡，但清军因准备不足、装备落后，加之主帅谭廷襄以及直隶提督张殿元、署天津镇总兵达年等逃跑，致使北、南炮台先后失陷，天津完全暴露在了英法联军面前。在敌人的武力威胁下，清廷被迫屈服，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前往求和，在天津与侵略者再度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天津条约》，中国进一步沦为列强的半殖民地。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陆续撤出了津沽一线，京畿威胁暂告解除。胆战心惊的清政府为防备联军卷土重来，任命悍将僧格林沁为钦差大臣，加强京津防务。
吸取了前战失利的教训，僧格林沁着力经营，经过细致的调查，提出了集中兵力、重点设防的总方针，进行积极防御。他亲自督办了以大沽沱口为重点的近海、沿海及侧翼的多重军事设施，还选调精兵强将充实力量。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大沽重地的防守力量有了质的提高，官兵们士气高涨，要给来犯之敌以沉重的打击。
果然不出人所料，1859年6月（咸丰九年五月），英法联军又借“进京换约”之名，由英海军上将何伯率领大小舰艇21艘（其中英国17艘）、官兵约2000人再度来犯。他们的如意算盘是以深水舰只正面袭击大沽炮台，以浅水炮艇开道越过横江障碍进攻，从而摧毁炮台，然后组织陆战队登陆占领，扫清武装进攻的障碍。
6月25日上午，十余艘联军舰只驶至清军在前面铺设的铁戗旁，先后用缆绳拉倒了十余架铁戗，然后放下浮标标记开辟通道。僧格林沁闻报，心知来者不善，但为避免扩大事端，他一面派人与英法侵略者交涉，一面命令各部做好战斗准备，一旦敌人开战，坚决予以还击！
尸横遍地的大沽炮台阵地
自兵临大沽海口以来，何伯就在极力收集大沽守军的情报。从各种途径得到的消息，正如他本人亲眼在望远镜中见到的一样，阵地上见不到几个士兵，根本不像是大战在即的样子。何伯放心了，当日下午1时30分，他下达了总攻击令后，便回舱喝咖啡去了。他满以为清军仍和去年一样经不起他的重炮轰击，要不了多久便可以从容登陆了。
殊不知何伯正中了僧格林沁的骄兵之计。局势紧张之初，僧格林沁便有所安排，他要求各守军注意伪装隐蔽，要做到炮台白天不见旗帜，夜间不闻更鼓，守军隐于安全处，任凭联军如何试探决不暴露。何伯的贸然进攻，正中僧格林沁下怀。当闻报联军已进入预定水域时，僧格林沁哈哈一笑，高喊一声：“打！”只见各部守军从藏身之所鱼贯而出，迅速撤除了掩盖在火炮上的草帘，按早已计算好的角度、距离向敌舰猛烈开火。
英法联军猝不及防，完全笼罩在炮台守军的炮火之中，当即便有几艘军舰中弹起火。有艘企图抢滩登陆夺头功的炮艇被突如其来的炮火击毁了锅炉，无法动弹，紧接着又被一顿狠揍，冒着浓烟沉入了河底。不久又有一艘炮舰“庇护”号步其后尘。刚才还在舱室里悠闲地喝咖啡的何伯，此时站在旗舰“行鸟鸟”号的甲板上，目瞪口呆地望着眼前发生的一切不知所措。突然，一颗炮弹像长了眼睛一样正好落在他的旁边。只听“轰隆”一声，站在何伯身后的“行鸟鸟”号舰长当场毙命，何伯受了重伤，“行鸟鸟”号受损严重，无法指挥作战。
原来，清军采用了“擒贼先擒王”的战术，集中火力轰击联军指挥舰。无论何伯转移到哪艘船，只要升起旗舰标志旗，必定引来清军倾泻的炮弹。何伯无法，只得下令全线撤退。
不甘心失败的联军在零星炮火的掩护下再次组织陆战队强行登陆。早有准备的守军利用各种防御工事予以猛烈回击，一批批亡命之徒应声倒毙。激战至晚上，联军“术穷力尽”，无心恋战，抛下了上百具尸体狼狈逃回船上。没几天，英法联军的残兵败将便灰溜溜地南逃了。是役，清军以伤亡三十余人的代价，换取了击沉四舰、伤十余舰，毙伤英军464人、法军14人，生擒2人的巨大胜利，沉重地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英法联军在大沽惨败的消息传到欧洲，引起了英、法两国极大的震动。英、法上层统治阶级几乎都不相信这会是事实。为了报复，更为了在华攫取更多的特权和利益，英、法两国再度任命侵华老手额尔金和葛罗为公使，带领一百二十多艘军舰和近三万陆军来华，试图进一步以武力迫使清政府屈服。
对英、法的报复，清政府早就有所准备，加强了大沽一带的兵力部署。但是，初尝胜果的清军中开始出现盲目乐观的情绪，僧格林沁也没有了上回的谨慎，甚至夸口说：“如果他们敢再来，我迎剿兜击，必胜无疑！”主帅轻敌，部众麻痹，战争尚未开始便潜伏了危机。
在大沽口以北，有一片荒地叫北塘，是保卫天津的门户之一。这里原有炮台，海边还敷设了地雷。但由于清政府曾选定北塘接待英法特使由陆路赴津，因此炮台和其他工事都遭废弃，驻军也撤走了。北塘成了不设防区域。僧格林沁布防时，认为北塘至天津的那片荒地于联军而言没什么利益可图，便主观地以为联军不会在北塘登陆，因此这里仅留了少量部队驻守。
英法联军探听到这一消息以后，却公然声称将在北塘登陆，故意让僧格林沁知道。自负的僧格林沁大手一挥，说：“洋人狡猾，故意放出消息骗我调兵北上，我才不上当呢！”在错误的判断下，他作出了弃守北塘、诱敌深人的部署，结果正中了联军的避实就虚之计。
1860年（咸丰十年）8月1日，英法联军由一个熟悉当地情况的俄国人带路，绕开重兵防守的大沽口，驶至北塘河口。由于北塘近似无人把守，联军未费一枪一弹即顺利登陆，占领北塘一带的废旧炮台，并站稳了脚跟。两天后，联军向清军发动了进攻。陆上作战，联军的火力优势得到了充分发挥。由于重武器都被抽调到大沽前沿布防，此时此地的清军官兵手中多只是弓箭和刀枪等冷兵器，根本无力阻挡在猛烈炮火掩护下蜂拥而上的英法联军。
占到便宜的联军洋洋自得。12日，前往迎战的三千清骑兵全军覆没，新河、军粮城失陷；14日，唐儿沽（今塘沽）在激战两小时后被敌占领；18日，白河南岸的大小梁子亦告不守。至此大沽炮台陷于四面受敌的危险境地。
一天清晨，大沽北炮台下来了一行洋人，为首的正是侵略军头子巴夏礼。他用马鞭指看炮台大叫大嚷，要守军赶快投降。回答他的是几声清脆的枪声和驻守炮台的直隶提督乐善的严词拒绝：“你们要炮台的话，就拿你们的命来换吧！”巴夏礼气急败坏，悻悻返回营中。
19、20两日，侵略军数百人由唐儿沽进至石缝炮台背后，填塞沟渠，作进攻准备，被清军击退。
21日清晨5时，联军兵分两路向大沽发起攻击。这是一场殊死的血战，清军将士奋不顾身地使用一切手中可以利用的东西进行抵抗。他们如猛虎一般扑向冲上炮台的联军，用长矛，用大刀，用石头，甚至用牙齿顽强阻击，整个阵地都为鲜血所染红。
激战多时，联军增援部队陆续到达，海上舰艇亦纷纷发炮助战，而清军因腹背同时受敌，两线作战，人员本就不足，再加上战斗减员严重，逐渐丧失了战斗力。北岸炮台陆续失守，只剩下石缝炮台有一门大炮还在轰鸣。联军一个军官在望远镜中发现，这门大炮是由一个满脸鲜血的清军士兵操纵，他装好炮弹后便果断开炮，根本不管敌人的炮火就在自己耳边掠过，直至一枚炮弹正好击中他，整个炮台才完全沉寂下来。
据守南炮台的僧格林沁见大势难支，下令全军撤退；直隶总督恒福在巴夏礼的威胁下，交出南炮台及全部军火物资。英法联军付出了死伤三千多人的代价，最终占领了天津门户北塘、大沽。
清朝统治者的抵抗决心至此完全丧失，8月24日，联军轻松进占天津；9月3日，兵临北京城下。9月22日，咸丰皇帝狼狈逃往热河（今河北承德），把北京城交给了以恭亲王奕讠斤为首的一群留守大臣。10月10日，众大臣“开门揖盗”。18、19日英法强盗在圆明园抢掠了一切可以抢掠的东西之后，纵火焚毁了这座有一百五十多年历史的艺术宫殿，对人类文明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奕讠斤在俄使伊格那提也夫居间“斡旋”下，于24、25日分别与英、法签订了又一纸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北京条约》。
“在将来交付历史审判的时候，人们不要忘记这两个强盗，一个叫英吉利，一个叫法兰西！”法国大文豪雨果这样评价这场战争。
谢庄之战
北京近郊，有一座美丽的小村庄，周围是茂密的森林，连绵的群山。村民们在这里过着与世无争的平静生活，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打猎、种田自得其乐。这个“桃花源”式的小山村便是后来名噪一时的谢庄。
村里有户姓冯的猎户，是早年间自山东迁移来的。户主冯三保，练得一身好功夫，为人豪爽仗义，被村里人称为“谢庄第一猎手”，隐约成了谢庄猎户的首领。冯三保有个宝贝女儿叫婉贞，长得眉清目秀，却不爱描花捏针，只好舞枪弄棒，也练得了一身漂亮的拳脚，时常与村里的青年男女相互切磋，俨然也成为青年中最出色、最有威信的一个。
1860年（清咸丰十年）9、10月间，一天，远方传来阵阵轰鸣，北京方向还冒起滚滚浓烟。村里人议论纷纷，不知道外边出了啥事，就派了几个人外出打探。没多久，便有消息传来：英法联军攻进了北京城，赶跑了咸丰皇帝，还在大肆抢掠了圆明园后放火烧毁了这个有名的园林。
村里一下子炸开了。人们脸上满是惶恐，往日的宁静平和荡然无存。有的人甚至收拾东西准备搬家了。就在一片慌乱中，冯三保与村里的几位长者冷静地商量过后，决定留下来，保卫自己的村庄。有人问：“官兵都挡不住洋人，我们行吗？”冯三保黝黑的脸膛显露着坚毅：“这里是我们的土地，决不能让洋人糟蹋了！拼死也要把他们挡住！”
斩钉截铁的话语打动了人们。村里人推举冯三保为首领，组织全村老少积极备战。他们在村前的谷口砌了一道坚固的石墙，又屯集了大量猎枪、火药和粮食。村里的青壮年们分成几拨，轮流守卫值更。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村里暂时平静了下来。不过，这只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寂静。
几天以后，谢庄前面的空地上出现了一队英法侵略军。这些刚刚掠夺完的侵略者似乎还未填满自己贪婪的欲壑，发现了谢庄这个小村庄，便狞笑着逼了过来。村中老少闻讯，纷纷拿起了猎枪、猎叉等武器，有些小孩也拿着木棒、石块，准备和石墙外的“饿狼”大战一场。
冯三保站在石墙上，冷冷地看着一步步靠近的侵略军，迟迟未发话。这时，侵略军中一个小头目模样的人“叽哩哇啦”喊了一大通，大意是让村民们打开大门，放弃抵抗。冯三保根本不予理会，暗中命令手持猎枪的猎手们在墙垛后面隐藏好，准备战斗。整个谢庄除了敌人狂妄的叫嚣外，竟是逼人的沉寂。
时值正午，阳光强烈地炙烤着大地。敌人耐不住了，哇哇地发动了进攻。几十名士兵端着枪若无其事地靠近石墙。他们根本没把这个小村庄里的老百姓放在眼里，脑中还在幻想着攻陷村庄后要饱餐一顿，美美地睡上一觉。敌人越来越近，有的猎户按捺不住了，不住地往冯三保这边看。手握自己心爱的猎枪，冯三保嘴里还叼着烟袋！看着有人等不及了，冯三保不紧不慢地取下烟袋放到脚边，悄声对周围的人说：“放近了打，注意节省火药！听我号令！”
敌人更近了，连眉毛胡子都看得清了！只听冯三保一声暴喝：“打！”石墙上“乒乒砰砰”地响起一片枪声，无数的铁砂应声飞向近在咫尺的侵略军。敌人猝不及防，遭此迎头痛击，当场倒下了好几个，其余的连滚带爬地往回跑，连同伴的尸体也顾不上了。看到敌人跑得远了，冯三保和几个艺高胆大的猎户飞身从墙上跃下，拾起敌尸旁的钢枪，解下子弹袋，满载而归。抚摸着锃亮的钢枪，冯三保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这下好啦！有了这枪就更不用怕洋鬼子啦！”周围的猎户们见初战告捷，也都个个笑逐颜开。
十几分钟后，气急败坏的敌人卷土重来。冯三保率众如前法炮制，再度击退敌人。如此再三。傍晚时分，敌人对谢庄仍是无可奈何，不得不灰溜溜地撤走了。
一举击退连官兵都挡不住的洋人，村里人高兴得赛似过年，有些人家甚至拿出鞭炮燃放以示庆贺。冯三保和众猎户聚在一起，大碗大碗地畅饮着家酿的美酒，大家脸上都溢满了胜利的喜悦。
在全村同贺胜利之时，冯婉贞却轻皱眉头，满腹心事地独自坐在家里，不时长长地叹息一声。深夜，尽兴回家的冯三保刚进屋，婉贞便迎了上去，焦急地说：“爹！今天洋人是未做准备，才会被我们轻易打退。万一明天他们做好准备，把大炮带来，我们恐怕就抵挡不住了！您看……”
“女孩子家懂什么！”微醉的冯三保没等婉贞说完便打断了她的话，“明天鬼子敢再来，我保管叫他有……有去无回！”说完，他自己进屋倒头便睡，留下婉贞一个人满脸焦虑地呆站在原地。
冯婉贞咬着嘴唇来回走了几趟，忽然猛地一转身，进屋提了一包东西，拿着自己的佩刀转身出了门，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之中……
没过多久，十几条黑影骑着马悄悄出了村，轻车熟路，直奔村外那片茂密的树林。原来，冯婉贞担心侵略军会带重型武器来犯，便带领村里平时常和自己切磋武艺的十几个青年男女连夜出村，到敌人进犯的必经之地——野树林埋伏，希望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借以挽救谢庄。
天色微明时分，远处传来车辚马啸声，间杂着“叽哩哇啦”的叫喊，敌人果然带着大炮来报复了！他们自以为凭着这几门大炮，定能攻下谢庄，因此肆无忌惮地沿着大路，大呼小叫地向谢庄开来。透过茂密的枝叶，冯婉贞禁不住捏了把汗，自己只有十几个人，十几把刀，能挡住气势汹汹的敌人吗？
略一迟疑，冯婉贞对围在她身旁的十几个青年人说：“我们分散埋伏，听我号令，看我进攻方向，一起冲杀，定能给鬼子当头一棒，也好减轻村里的压力！”说完，指定了一人回村报信，其余便各自连人带马埋伏在树林里。
英法侵略军自然想不到还离谢庄数里之遥便会有埋伏，仍然毫不顾忌地往前走。不一会儿，便到了树林深处。此时天色尚暗，林中古木参天，遮天蔽日，走在路上的敌人不得不打起火把。这正好成了青年们的目标。只听凌空一声脆喝：“杀啊！”大路两旁旋风般冲出十几条黑影，挥动手中雪亮的钢刀劈头盖脸地向英法侵略者砍去。
敌人大惊，慌忙四处躲闪，但终究慢了半拍，几个鬼子当即身首异处。林子里顿时乱成一锅粥。冯婉贞等乘乱大展拳脚，杀得敌人鬼哭狼嚎，鼠突豕奔。
然而，敌人毕竟都是经过正规训练的士兵，很快便回过神来，利用手中的武器开始反击。骑在马上作战的青年左右回旋极不方便，目标又显著，所以干脆弃马而下，手持利刃徒步与敌搏斗。由于是近身格斗，敌人的钢枪没了用武之地，肉搏又明显不是武艺高强的青年们的对手。没多久，侵略者又倒下了好多，受伤流血的比比皆是。
狡猾的敌人很快意识到肉搏绝非对手，便佯作败退，企图龟缩到一起，让穿梭于敌群的冯婉贞等暴露后，再用枪去对付他们。冯婉贞一眼便看穿了敌人的诡计，高喊一声：“冲进去！别让他们有机会开枪！”青年们心领神会，纵身投入敌阵，奋力搏杀。这下敌人无计可施了，只好硬着头皮应战。刺刀哪有钢刀好使，晨曦中不停传来敌人的惨叫声。青年们闻声，斗志倍增，而侵略者们则愈加胆寒，只能勉强抵挡，根本无还手之力。
这时，天逐渐亮了，树林里也透进清晨的曙光。奋战近两个小时的青年们已有些累了，进攻的节奏慢了下来。惊魂稍定的敌人这才发现进攻他们的原来只有十来个人，不禁恼羞成怒，恶狠狠地反扑过来。虽然敌人损失了不少，但相对青年们仍处于绝对优势，他们以三五个为一组，围攻几近精疲力竭的青年们。冯婉贞等左突右挡，却因寡不敌众且又被分散包围，没多久都身披数创，鲜血染红了衣衫。
正在这紧要关头，四周传来震耳欲聋的呐喊声。林中冲出一群手持钢刀、长矛的人，为首的正是冯三保，只见他豹眼圆睁，手提大刀冲人敌群，两刀便把正在围攻冯婉贞的几名鬼子解决了。他扶着已多处受伤的女儿在一棵树下坐好，说：“好女儿，你歇着，看爹替你杀敌！”说完转身又投入了战斗。
好一场恶战！当太阳高挂时，敌人终于不支，仓皇而逃，留下了近百具尸体和几门锃亮的大炮。
凯旋的队伍中，冯三保和冯婉贞走在最前面。谢庄百姓们敲锣打鼓迎接这对机智勇敢的父女和无畏的勇士们。
以弱胜强的谢庄之战，在很短时间里便传遍各地，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特别是京津附近人民的反抗斗争。从此，侵略者再也不敢在京津附近乡村为非作歹。没过多久，他们便撤出了北京城，其中不能说没有像谢庄这样的广大乡村人民的功劳。
高楼寨之战
清代中叶，在河南和安徽等淮北广大农村，出现了一种称为“捻党”的秘密组织。当时当地农村中迎神赛会要搓纸燃油，所谓“捻”便由此而得名，即一群、一组或一拨人的意思。参加捻党的都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贫苦农民，他们聚集在一起，与残酷压迫和剥削他们的封建统治者展开了斗争。
虽然清朝当局早就严令禁止群众结捻，但因为刚开始捻党只是分散的、零星的活动，根本无法对统治者的统治构成威胁，所以清朝官吏们并没有把他们放在心上。到了1853年（咸丰三年），太平军抵达长江流域，特别是北上远征的太平军横越淮北地区时，捻党斗争便日益蓬勃发展起来。过了两年，黄河河南段再度决口，滔滔河水在山东、安徽和江苏许多地方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灾害，而官府和地主反而加紧搜刮民脂民膏。广大劳动人民更加无路可走，纷纷加入捻党。捻党的力量日益壮大，星星之火逐渐汇成燎原之势！
在残酷的斗争中，捻军与太平军患难与共，给予了清军以沉重的打击。天京陷落之后，太平军与捻军幸存的将士又逐渐集结在赖文光的周围，继续坚持抗清斗争，又掀起了另一幕轰轰烈烈的革命。
赖文光，广西人。1850年（道光三十年）秋，赴金田参加太平天国团营，转战桂、湘、鄂等地。1852年（咸丰二年）担任文职。杨韦事变发生后，奉命出师江西。次年回朝，保卫天京。曾参加二破江南大营之役，后随英王陈玉成西征。1861年（咸丰十一年）被封为遵王。翌年，与陈得才等率军远征西北。天京失陷后，转战于豫、鄂、皖边界一带，连败僧格林沁所部。1864年（同治三年）底，张宗禹、任化邦所率捻军和西北太平军合编后，推其为领袖。他作为太平天国后期的一名优秀军事统帅，毅然挑起了领导捻军反抗清朝统治者的重担。赖文光根据太平军的组织体制对捻军进行了整编，改变了捻军过去那种分散的、半农民半军队的状态。捻军从此以全新的面貌活跃在历史舞台上。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捻军面临的最强劲的对手，便是以僧格林沁为首的蒙古骑兵。这些骑兵不仅凶狠异常，而且气焰极为嚣张，他们对捻军采取跟踪追击、穷追猛打的方针，妄图把捻军赶尽杀绝。
根据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为了保存自己，争取主动，赖文光放弃了过去太平军筑垒守城的阵地战战术，创造出骑兵奔袭的主动快速流动战术，在运动中疲惫敌人，迷惑敌人，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寻找适当的机会，出其不意地快速歼敌。
1865年5月18日（同治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捻军在山东曹州（今菏泽）西北高楼寨地区，干净漂亮地全歼了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震撼了清政府朝野上下。
从1月开始，捻军在赖文光、张宗禹的率领下，主动进逼开封。清廷慌忙命令僧格林沁立刻前去解围。等僧军马不停蹄地赶到开封城下时，捻军早已从容离去，不知所踪。僧格林沁甚为自得，以为捻军仍和以前一样，只不过是一群残兵败将罢了，根本不是他的骑兵的对手。正当他在开封城里大宴宾客的时候，有探子报告，捻军又在黄河对岸出现！僧格林沁立即翻身上马，带领他的蒙古铁骑，风风火火地追向捻军出现的地方。
捻军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物资供给都不如僧军，硬拼肯定是不行的。但他们拥有一个僧军想也想不到的优势，从而使赖文光的流动战术得到充分贯彻。捻军中绝大多数将士都是生于淮北、长于淮北的庄稼汉，对淮北的民情、地形了如指掌，而长期劳动练就的铁脚板，不管是在平地还是在山间，都能健步如飞。捻军充分发挥这一优势，引诱僧军左一下右一下地疲于奔命，完全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有一回，正在快速运动中的捻军与僧军不期而遇。赖文光发现这只是一支侧翼弱敌，计上心来，他果断下令全体捻军不退反进，朝着僧军猛冲过去。僧军措手不及，一下被猛虎般冲来的捻军冲了个七零八落。还未等他们回过神来，捻军的旗帜已消失在远方了。这样，捻军一下又从敌人的正面跳到了敌人的背后。
僧格林沁闻讯，大为光火，马上下令前军变作后队，转头追赶捻军。只见成千上万铁骑在淮北平原席卷而过，扬起漫天尘土。正当僧军全力以赴追赶捻军时，捻军却突然停止了急进的步伐，在一个偏僻的山沟里藏了起来。僧格林沁求战心切，哪里停得下来，一下子又远远地冲到了捻军的前面去了。
目送滚滚远去的僧军，赖文光满脸自信地对部下们说：“我们到山东等他们！”于是，大军昼伏夜行又悄悄地北上山东去了。
如此三个月，僧格林沁的骑兵被捻军牵着鼻子来回奔驰在方圆几千里的大平原上，往返不下三四千里，连人带马都累得疲惫不堪，一个个又黑又瘦。急行军中，有时一天连一顿饭都吃不上，下层士兵中陆续有开小差的，有病死、累死的，连一些军官也开始抱怨起来。而僧格林沁本人寝食俱废，连续十几天不离鞍马，以致手都累得握不住缰绳，只能把缰绳缠在手腕上才能勉强驭马。就这样，他仍然瞪着两只血红的眼睛，不顾一切地命令军士日夜追赶。他已完全被激怒了，整日咆哮着要与捻军决一死战，任何人稍不顺意便劈头盖脸一顿皮鞭。到后来部下们都怕接近他，每天只是远远地跟着他像没头的苍蝇一样一路狂奔。
5月18日，捻军在曹州府高楼寨布下天罗地网，然后以小股捻军引诱敌军“入瓮”。“追了三个月，终于追到了！”僧格林沁心中大喜，马上命令全军紧逼，以为可以一口吃掉令他恨之入骨的捻军。他自己更是一马当先，叫嚣着冲了过去，两只血红大眼犹如饿狼的眼睛。
只听一声炮响，前面“逃窜”的捻军一转身反冲过来。两侧埋伏的骑兵分两路闪电般从僧军侧背包抄，一骑夹一步为团阵，齐头并进，一下子把僧军层层包围起来。
僧格林沁见状暗叫不好，却又不甘心就此俯首就擒。他挥舞着手中的皮鞭，拼命要手下往外冲。然而疲惫异常的僧军哪里是以逸待劳的捻军的对手！况且心中早有不满的士兵又不肯卖力。战斗进行了没有多久，威风一时的蒙古骑兵或死或伤或投降，即宣告全军覆没了。
身陷重围的僧格林沁还想作困兽之斗，狂叫着冲向步步逼近的捻军将领。说时迟，那时快，从赖文光身后闪出一骑，手握长矛迎上前去。没几个回合，僧格林沁便招架不住，喘着粗气一拉缰绳，转身想跑。他坐下那匹马奔波了几千里，早已不堪重负了。此时又经血战，再也支持不住，只听“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僧格林沁随之摔在地上。捻军小战士张皮绠策马赶上，只见寒光一闪，僧格林沁连惨叫都没来得及，便丧命于麦田中。
高楼寨一役，僧格林沁与内阁学士全顺、总兵何建鳌等均被击毙，只有总兵陈国瑞重伤脱逃，僧格林沁所部马队一万一千人，几乎全部投降了捻军。
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是清廷镇压捻军的主要力量，也是清军中的“王牌军”。这支部队的全军覆没，不仅使当时尚处劣势的捻军获得了大量武器装备，壮大了自己的力量，斗争的信心与热情百倍高涨，而且使清王朝丧失了一个镇压人民的可靠支柱，大大动摇了满清王朝的腐朽统治。
这次战斗，在我国军事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典型代表意义。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赖文光富有创造地提出流动作战，以快速运动疲惫和迷惑敌人，从而掌握了战争主动权，抓住适当的时机，集中优势兵力，出其不意地歼灭敌人。赖文光的战略战术，对后世军事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后来的许多大规模战争中，运动战都以主角身份登上战争舞台，成为弱小军对付强敌的“杀手锏”。
金积堡之战
唐天宝十五载（756年）七月的一天，一列庞大的队伍慌慌张张来到当时叫作灵武（今宁夏灵武南）的一个小城。他们身后是叛将安禄山、史思明点燃的滚滚狼烟。队伍安顿下来后，一位身穿黄袍的年轻人在众人的簇拥下宣布继承皇位。这就是唐肃宗李亨。他即位的地方便是后来的金积堡。
金积堡因附近的金积山而得名。山中特产五色彩石和金色泥土，因此得名金积。到了清代，由于历史的变迁，小城已经荡然无存，仅余一处村镇，但在中原与西北各省之间，依旧不失为一个军事要地。这一带因有秦、汉两代兴修的明暗渠，故而灌溉方便，物产丰盈，东及中原，西接西域各地和蒙古各部落，地理位置颇为险要，向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19世纪50、60年代，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点燃了全国各族人民武装反清的烈火。1862年（清同治元年）春，久受当地统治者残酷压迫的陕甘回民揭竿而起。清廷正忙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无暇西顾。义军兵分四路，趁机占领了河州（今甘肃临夏）、灵州（今宁夏灵武）、肃州（今甘肃酒泉）、西宁（今青海西宁）等地，控制了西北广大地区，与太平军、捻军遥相呼应。
1864年（同治三年），太平天国运动被清朝统治阶级镇压下去，清军稍事喘息之后，便腾出手来对付仍然坚持战斗的陕甘回军。1867年（同治六年）初，清廷任陕甘总督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镇压太平天国有功的左宗棠戴着朝廷赏赐的双眼花翎走马上任了。是年6月，左宗棠军分三路入陕。他刚到西安，鞍马甫卸便召集驻西北各部清军将领开会，重新部署兵马，密谋把西北各路回军“剿灭”净尽。
左宗棠的到来，不仅带来了放手镇压回民起义的命令，还带来了屠杀太平天国革命军民的主力——湘军。这些湘军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个个异常凶残，手中使用的又是左宗棠想方设法购得的德国制造的优良武器。对回军而言，实在是个非常危险的敌人。
老奸巨猾的左宗棠并未直接进攻回军。他采取“由外及内，各个击破”的策略，先派刘松山率“老湘军”自山西渡黄河，由绥德西攻回军的盟友——董福祥领导的陕北饥民武装。在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湘军几次猛攻之后，民军惨败，董福祥被俘投降。刘松山从民军中挑选精壮编成“董字三营”，纳入湘军指挥，更加壮大了湘军的力量。
1869年（同治八年）4月，清军分三路进攻，相继占领了陇东萧金镇、董志原等回军外围重要据点，然后集中力量进攻甘肃的回军。
在甘肃四支回军中，以灵州马化龙实力最强，他以金积堡为根据地，控制了灵州及周围州县。为抵御清军，他令人在金积堡外围修起四五百所堡寨。金积堡更是修得异常坚固，墙高四丈，厚三丈多，周围九里有余。堡中更有堡，颇似郡县的城和关，到处壁垒纵横、渠水环复，而且屯集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粮食。
左宗棠在分析了甘肃各路回军的形势后认为，“西事关钮全在金积，此关一开，全局在握。”因此，他兵分三路进军灵州，于是年11月中旬，完成了对金积堡的包围。
金积堡周围有两处地险，一个是东面的永宁洞，这是山水河通往秦渠暗洞的咽喉，另一个是龙王庙的峡口，即黄河青铜峡峡口，是秦、汉两渠渠口汇合的地方，回民军便以此两处地险为依托，顽强抵抗。清军开战以来，几乎是连战连胜，骄气日盛，哪能想到会受挫，仍是一味在猛烈炮火掩护下猛冲。
回民军躲在事先修筑的堡洞里，待清军炮火一停便鱼贯而出，占据有利地形反击。清军一时竟拿回军毫无办法，丢下具具尸体狼狈而退。统率老湘军的悍将刘松山眼见清军损失惨重，气得咬牙切齿，眼里布满血丝。他亲自到了黄河青铜峡峡口前督战。长期跟随他征战的湘军见主将亲临，士气大振，更加亡命地与回军冲杀。
回军毕竟不是训练有素的正规军，青铜峡未多久便告失守，金积堡外围防线被撕开了一条口子。望着在回军阵地叫嚣的湘军，刘松山得意地哈哈大笑。笑声未绝，一阵惊天动地的炮声平地而起。刚才还在叫嚷的湘军顿时血肉横飞，抱头鼠窜。刘松山张大了嘴呆在原地，一颗炮弹恰恰落到他身边爆炸。等卫兵们把他从碎石堆中扒出来时，他早已咽了气。这个身经百战的左宗棠的大将到死也没明白怎么回事。原来，回军是以退为进，先让出阵地，待湘军松懈以后，再集中所有炮火给敌以猛烈的打击。老湘军未料会有此一劫，伤亡遍野，连统领刘松山也未能逃脱。
损兵折将，清军士气大挫。为应付危局，左宗棠起用刘松山之侄刘锦棠任统领。年轻的刘锦棠在军中征战多年，颇有指挥才能。他接替叔父刘松山之职后，第一件事便是召集湘军部将开会。他满脸悲伤地对众人说：“我军即将取胜，却不幸兵败将亡。各位都是追随我叔父多年的老将了，难道忍心就此罢兵吗？我叔父的仇能不报吗？”一席话说得众将个个咬牙切齿，叫嚷着要报仇。看看火候差不多了，刘锦棠命人把刘松山的灵柩放到大营中，然后派人报告左宗棠，湘军既不坚守，也不退屯，而要继续力攻！就这样，湘军在刘锦棠的鼓动下又卷土重来。
为抵御刘锦棠的进攻，固守金积堡的回军首领马化龙依托秦、汉二渠，挖壕筑墙，修堡建垒，还相继掘开秦渠、板桥堰和山水河，使地处下游洼地的清军营地陷入一片泥泞之中。清军调兵遣将和物资运输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刘锦棠复仇心切，根本无视眼前的这些困难，每日往来于齐膝深的烂泥中，率领湘军逐堡逐寨地进攻。他的这招“逐次进攻，步步为营”颇为奏效。回民军因是各自为战，兵力分散，虽竭力阻击，仍然没能挡住湘军进攻的步伐，苦战数月，金积堡外围的堡寨相继落入湘军之手。回民军退守金积堡，依靠坚固的城墙和环复的沟渠防守。湘军与回民军面对面的较量开始了！
金积堡墙高壁厚，防守十分严密。湘军反复多次进攻，均是无功而返。亲临一线指挥的刘锦棠看着一批一批从城墙下败回的湘军，被复仇火焰冲昏的头脑反而清醒冷静了下来。他思虑再三，下令停止进攻后撤。前线的一些将领早就杀红了眼，一听停止进攻后撤，都急了，冲着刘锦棠咆哮：“不能撤！你忘了你叔父是怎么死的吗？”刘锦棠冷酷地回答：“我没忘！只是强攻不行，我要用锁金法困守！看他们能顽抗多久！”他下令清军环绕金积堡挖了前后两道宽三丈、深一丈的长壕，壕边筑起高约丈余的围墙，又在堡外高地上筑成几座炮台，居高临下，每日不断向堡内轰击。
刚开始，堡中的回民军凭借事先贮藏的粮食弹药，毫不畏惧地抵御清军。坚持了近一年，堡内的粮食弹药快耗尽了。首领马化龙先后派遣多人出堡向各地回民军告急求援，然而由于长壕完全切断了金积堡与外界的交通和联系，派出去的人不是惨遭杀害便是被俘，消息根本送不出去。
从回民军派出信使日益频繁的情况，刘锦棠判断堡内的物资供给已经出现困难，遂下令清军炮台加紧轰击。其实，围困金积堡快一年的清军自己的物资供应也出现了困难，士气有所下降。刘锦棠不得不经常到士兵中去鼓舞士气。
在这种对峙中，被困在堡内的回民军，虽然同仇敌忾，英勇顽强，但在弹尽粮绝的危境下，许多人饿得连刀枪都拿不动了，哪儿还有力气战斗？经过深思熟虑，马化龙派出代表找到刘锦棠，提出以保全堡中全部回军的生命为条件投降，否则便拼个鱼死网破。
刘锦棠连想都未想便一口答应了。1871年1月6日（同治九年十一月十六日）清晨，紧闭近一年的金积堡大门打开了，马化龙和老老少少近两千名回军从堡内蹒跚而出。清军一窝蜂冲了进去，占领了这个令他们头疼这么长时间的城堡。
刘锦棠一面假意安排接纳两千多回民军，做出践约的样子麻痹回军，一面派人火速请示左宗棠如何处置。没过多久，信使带来了左宗棠的命令：杀！
3月2日夜，清军悄悄包围了回民军的营地。一声枪响，众清军一拥而入，对手无寸铁的回民军展开了残酷的屠杀。惨叫声划破了铁一般的宁静。屠杀一直持续到天明才停止，鲜血染红了金积堡的每一寸土地。
镇压了金积堡的回民军，左宗棠下令清军就地休整。一年以后，恢复元气的清军，又在刘锦棠的率领下，对西宁回民军发起强攻。两个月后，清军进驻西宁。1873年（同治十二年）10月底，刘锦棠进逼肃州。他故技重演，先围城数日，待守城回军弹尽粮绝后，利用义军降将喊话诱降。守城回军首领马文禄轻信上当开城投降。紧接着，又是一场惨烈的屠杀。至此，陕甘回民起义被完全镇压下去。
左宗棠和刘锦棠用回民军广大战士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戴。不久，左宗棠又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西北军务，刘锦棠则被擢升为甘肃西宁道。西北回民武装抗清运动从此陷入了低潮。
新疆之战
1864年（清同治三年），早有分裂野心的新疆封建主金相印与中亚浩罕汗国相勾结，在新疆南部分土割据。浩罕摄政王派遣帕夏（军事头目）阿古柏于次年侵入新疆。几年间，阿古柏完全掌握了南疆的统治权，建立了所谓的“哲德沙尔汗国”，自称“毕条勒特汗”，并将势力扩张到了天山以北的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地，在各城开征地税，还命令回、汉人民一律遵照中亚安集延（今吉尔吉斯境内）的风俗习惯，“光顶圆领”，剪去辫发，改变服饰装束，妄图把新疆从中国版图中完全分裂出去。在对内残酷奴役各族人民的同时，他还向英、俄大肆出卖新疆权益，以求取列强对他的“承认”和支持。
1871年7月（同治十年五月），野心勃勃的沙皇俄国并不满足于间接侵略，悍然派兵入侵，强占了新疆西北的伊犁地区，为其鲸吞整个新疆夺取了一个重要的桥头堡。新疆形势危在旦夕！
此时，年近六旬、已准备告病还乡颐养天年的左宗棠，看到沙俄“窥我西陲，蓄谋既久，发机又速，不能不急为之多”，便毫不犹豫地表示，“今既有此变，西顾正殷，断难遽萌退志，当与此虏周旋”。于是他挺身而出，要“引边荒艰巨为己任”，以花甲之年率兵西向，规复大好河山。
可是，在要不要出兵收复新疆这个问题上，腐朽的清朝政府却一直举棋不定。当时日本正侵犯台湾，东南海疆频频告急。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海防”论者，公开提出停兵撤饷，暂罢西征，说什么“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对此，左宗棠据理力争。他从全局出发，主张海防与塞防并重，指出新疆是我国西北屏障，一旦放弃，必将导致“我退寸而寇进尺”，后患无穷。
1875年5月（光绪元年三月），清廷终于采纳了左宗棠的意见，任命他“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授予他指挥关外一切军事的全权。
要使沦陷多年的新疆重归版图，困难之多、之大是显而易见的。左宗棠想方设法，历时一年多，先后解决了短缺达数百万两的军饷难题，出关作战的军粮来源和运输问题，又妥善安排了军火、器械等军需物资的供应，还裁减冗员，精练部队。各项准备工作完成之后，他将西征指挥部移到了肃州（今甘肃酒泉），以便就近指挥。
1876年4月27日（光绪二年四月四日），西征军在肃州祭旗出征。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左宗棠和湘军统领刘锦棠“熟商进兵机宜”后，制订了“先北后南”、“缓进速战”的基本战略和“广储粮草，杜其窜路，然后相机大举，聚而歼之”的作战原则，在后来的军事行动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左宗棠以刘锦棠统率的二十五个营（约一万一千人）为前锋，分四批出星星峡，进攻乌鲁木齐，而以提督张曜部严守哈密至奇台一线作为后卫。6月，西征军抵达济木萨城，探得守卫乌鲁木齐外围要地古牧地城（今新疆米泉）的是叛匪白彦虎五千余人。当时通往古牧地城有两条路：一条是走西树儿头子，为大道，易于大军通行，但要经过戈壁，汲饮困难；而另一条路是走黄田小路，水源充足，却被敌人筑卡设栏，严密防守。叛匪就是企图逼迫西征军放弃小路走大道，届时以逸待劳，在戈壁滩上困死、渴死清军。
左宗棠一面命人在西树儿头子大道沿途筑垒凿井，装出一副不得不走大道的样子，另一方面悄悄命令刘锦棠率精兵强将在夜色掩护下自小路出击。守卫黄田的白彦虎部以为清军会沿大道走，根本没想到刘锦棠率领的大军从天而降，来不及做什么有效的抵抗，便举手投降了。道路一打通，大军迅速进逼古牧地城。经四昼夜激战，终于攻占了该地，取得了西征的首次大捷，打开了通往乌鲁木齐的门户。
在古牧地城，刘锦棠于一堆书信中意外地发现了一封乌鲁木齐来的机密文件，得知乌城几乎无兵可守。他一面派人汇报左宗棠，一面率领部下马不停蹄地驰往乌城。等到信使带着左宗棠“进攻乌城”的命令追上刘锦棠时，他已经站到了乌鲁木齐的城墙上察看战果了！
西征军7月20日（闰五月二十九日）攻占乌鲁木齐后，又于11月再克玛纳斯城，完全斩断了阿古柏伸向北疆的魔爪，掌握了通向南疆大门的锁钥，并且控制了乌鲁木齐以西的富饶地区，解决了就近采办粮草的问题。收复新疆的第一阶段便告结束。
经过五个月的精心筹划准备，左宗棠于1877年（光绪三年）4月又组织了第二阶段战役，进攻矛头直指战略重镇吐鲁番。
清军收复北疆之后，阿古柏将他的军队收缩起来，分别盘踞于达坂、吐鲁番、鲁克沁三处，妄图凭借天山关隘负隅顽抗。这三座城互成犄角之势，易守而难攻。
左宗棠看准了阿古柏和叛匪白彦虎貌合神离的弱点，采取了分而击之、各个击破的策略。他派刘锦棠部为主力攻打达坂，而以徐占彪部翻越天山佯攻吐鲁番。
17日凌晨，刘锦棠部迅速占领达坂城周围高地，将阿古柏精锐四千余人尽数困于城中。
天亮以后，刘锦棠不顾随从阻拦，亲临城下侦察敌情。城里的敌军认出了他，集中火力向他射击。刘锦棠应声连人带马摔在地上。众随从大惊，慌忙命令还击，拼命把倒在地上的刘锦棠拉回军中。谁知刘锦棠对大家笑了笑，便起身易马而前。原来他在枪林弹雨中竟然毫发无损，只是战马受伤倒地而已。
摸清了城防概况，刘锦棠立刻上报左宗棠。左宗棠命令环城挖沟筑垒，构筑炮台，准备强攻，还特别命令夜间在城墙周围遍燃火把。众将不解。他解释道：“我军远道而来，立足未稳。守军有任何举动都要尽收眼底，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19日晚，城东炮台筑成，西征军以德国造开花大炮对城中守军进行轰击。没多久，守军弹药库中弹爆炸。英国援助阿古柏军的弹药“轰隆隆”炸得大地发颤。此时大风骤起，烈火眨眼间燃遍全城。守敌惊溃，四散奔逃。刘锦棠一面指挥各营截击，一面发动喊话劝降。在强大攻势下，守敌纷纷投降，达坂收复。
对大批俘虏，左宗棠实行宽待政策。凡新疆平民，不论哪个民族，全部发与衣粮释放，愿留者留，愿走者走。在这一政策的感召下，达坂守军头目主动给阿古柏写了劝降信。在收复新疆的整个过程中，这种宽待俘虏的政策，对分化瓦解敌人起了重要作用。
攻占达坂后，西征军趁胜而进，一举攻克吐鲁番、鲁克沁，历时半个月，胜利结束了第二阶段战役。通往南疆的大门完全敞开，收复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左宗棠此时却并不急于续进。因为此时正值盛夏，不宜用兵。他正好利用这段时间养精蓄锐，为第三阶段作战做准备，待到秋高气爽，再行长驱而入。
在此期间，敌情发生了重大变化。阿古柏由于精锐丧尽，已无力再与官军抗衡，而长期受他压迫的广大回、汉人民起义风起云涌。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阿古柏被迫服毒自杀于库尔勒。他的两个儿子为争夺汗位互相残杀，最后哥哥伯克胡里杀了弟弟，带着残部窜到新疆南部，阿古柏政权基本瓦解。
针对盘踞南疆之敌长于流窜的特点，左宗棠于当年秋令刘锦棠亲率精骑为前锋先行追击。在刘锦棠的带领下，先行部队以四昼夜长驱八百里，沿途且战且追，给伯克胡里和白彦虎以沉重的打击。原来被阿古柏胁迫的当地少数民族人民纷纷反正起义，占领各城“以待官军”。伯克胡里和白彦虎如丧家之犬，分率残部由布鲁特窜入俄国境内。一月之内，西征军驰驱两千余里，胜利收复了南疆。收复新疆的三次战役画上了一个完满而精彩的句号。
新疆平定后，左宗棠建议新疆设省，并提出浚河渠、建城堡、清丈地亩、厘正赋税和分设义塾等项主张，以促进新疆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收复新疆的战争虽历时一年又九个月，但实战时间总计才半年。这是因为左宗棠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和部署。在战术上“缓进疾攻”，充分做好准备工作，每战必求以优势兵力速决，以防师疲粮匮；在战略上“先北后南”，先取乌鲁木齐以控制新疆总枢纽，“致力于北，而收功于南”，正因为如此，西征军始终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无往而不胜。英国人包罗杰在他所著的《阿古柏伯克传》中承认，左宗棠“在这场光明正大的战争中，用谋略战胜了、打倒了他（阿古柏）”。
镇南关之战
19世纪下半叶，西方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法国把侵略的目光投向了中国的西南部。他们以越南为跳板，一步一步把魔爪伸向了富饶的两广大地。
年近七旬、已解甲归田的原广西提督冯子材眼见法国侵略军步步进逼，忧心如焚。他一面派人深入越南境内，探听法军虚实，一面向驻防广西边境的清军多次建议扩军备战。
1883年（清光绪九年）12月，法国远征军总司令孤拔率六千人自河内出发，攻打越南北部的山西，向应越南政府之邀而进驻的中国军队发动突然袭击，由此拉开了中法战争的序幕。
法军有备而战，而清军装备相对较差又措手不及，因此，战争一开始清军便节节败退。清朝政府手忙脚乱，用人之际方想起赋闲在家的冯子材，遂命其督办高、雷、钦、廉四府二十五州县团练，参加抗战。冯子材在一无饷源、二无实权的情况下，很快成立了九个州县团练，其中他亲自挑选训练的五百名钦州练勇后来成为抗敌主力“萃军”的骨干。
法军连连得手，气焰极为嚣张，变本加厉地向中国进犯。1885年2月23日（光绪十一年一月九日），法军侵占广西门户镇南关（今友谊关），其前锋部队深入中国境内二三十里。由于广西人民奋起抵抗，加上战线过长、兵力不足、部队补给困难，法军不得不在大肆掠夺之后退回其大本营文渊。撤走前，法军炸毁了镇南关的城墙和附近的军事设施，还狂妄地在爆炸后的废墟上树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广西的门户已经不再存在了！”
消息传到冯子材耳中，他义愤填膺，慨然上书要求领兵抗法。新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答应了他的请求，授予其广西关外军务帮办，带领十八个营的军队，开赴抗法前线。中法战争即将揭开新的一幕。
临行前，须发皆白的冯子材祭别祖先，嘱托家人：万一军有不利，百粤就非我所有。你们速带家眷，奉香火驰归江南祖籍，永为中国臣民，免受外人奴役。他还把两个儿子带在身边为国尽忠，同时也准备万一战死沙场，有人料理后事。他的拳拳爱国之心打动了在场的所有人，人们更加敬佩这位在疆场征战了数十年的老将军。
当时前线的情况极为严峻，法军气势正盛，而清军却是一团糟。法军占领镇南关的当天，清军前敌总指挥潘鼎新便一口气逃到距镇南关百余里的海村，完全放弃了指挥。而其他清军将领又相互推诿，不服调度，散兵游勇四处劫掠，老幼难民蔽江而下，关内震动。冯子材以七旬高龄，德高望重，被前线将领推举为“前敌主帅”。原先一盘散沙的清军逐渐团结在他的周围，众志成城，要与法国侵略者血战到底。
法军尽管气焰嚣张，然而也面临着许多困难：远离后方补给基地；失去泊于江河的炮舰的强大火力支援；兵力不足，能战之兵仅四五千人。冯子材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处境，制订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他亲临前线勘查边境各处山隘，最后选定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的关前隘为预设战场，还命人在东、西两岭间构筑了一道三里多长的土石长墙，墙外挖了深堑，在东、西岭上又修筑堡垒多座，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山地防御体系。在兵力配置上，冯子材把士气高、战斗力强的“萃军”和“勤军”放在主阵地上，在左、右翼派了较强兵力，以防法军迂回包围，最后以强大的预备队驻幕府、凭祥，随时准备投入反攻。一切布置妥当之后，冯子材才放心地说：“不论法人如何进攻，我都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了！”
法军见冯子材防备精当，不敢从正面进犯，便想从侧翼偷袭。冯子材接到了越南民众的密报，令苏元春率军阻击，同时派出一支“萃军”乘虚袭击法军据点扣波。3月13日，从侧翼偷偷来犯的法军遭到了苏元春部的迎头痛击，败逃至扣波时，又遭到守候多时的“萃军”的重击，溃不成军，狼狈逃回了文渊城。
偷袭未成，连吃败仗，法军指挥官尼格里深感脸上无光，为捞回面子，他不待援军到齐便仓促决定提前发起全面总攻。
3月23日清晨，法军二千余人趁大雾偷偷进入镇南关，一路重点进攻东岭炮台，另一路顺关前隘谷地前进，企图在主力夺取大青山顶峰堡垒后，前后夹击关前隘清军阵地。敌人以新式开花大炮为掩护，来势极猛。东岭上赶修起来的五座炮台，很快就被攻陷了三座。
法军占领东岭后，居高临下，以重炮轰击关前隘长墙，其主力则乘势向长墙猛扑过来。在这关键时刻，冯子材朗声高呼：“如果再让法军入关，我们有何面目去见两广父老！”在主帅爱国热情的激励下，士兵们勇猛无畏，拼命杀敌。恶战一直持续到深夜，援军相继赶来，充实了前沿阵地的兵力。敌人疯狂的进攻终于被击退了。
当天晚上，身为前敌指挥的苏元春等产生了畏敌情绪，借口弹药不足要求后撤。对前来劝说的表兄黄元高，冯子材愤然拔出指挥刀，喝道：“你知道这里是军法重地吗？”吓得黄元高连话都说不出来，慌忙退出。苏元春等又亲自请求，被冯子材严词拒绝。他慷慨激昂地说：“我不会退！我誓与此墙共存亡！法国人说广西的门户不复存在了。我们要用他们的头来重建广西的门户！”一席话说得怯敌的将领羞愧难当，坚定了坚决抵抗的决心。
镇南关清军大败来犯法军
第二天清晨，大雾弥漫，数步之外便不见人影。法军发动了更大规模的进攻，兵力增至七八千人，大小火炮数以百计。霎时间，关前隘炮声震天，硝烟直冲云端，远在几十里外都能听见炮声。在强大的炮火掩护下，法军主力再一次向清军阵地猛扑。狼群一般的法军转眼便拥到长墙下，有的甚至已经爬上了长墙，眼看长墙阵地就要被攻破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冯子材“以帕裹首，赤足草鞋”，振臂一呼：“有进无退！”率先手持长矛跃出墙外。他的两个儿子相荣、相华紧随其后。
清军将士看到年近七旬的主帅亲自冲锋陷阵，顿时热血沸腾，打开长墙栅门，一齐从墙内冲出，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入敌群，与敌展开殊死肉搏。法军没料到清军会以肉搏方式反攻，本身又不善格斗，心中立时没了刚才的锐气，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
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清军终于把敌人压制到山谷里。此时，王孝祺、王德榜两军先后杀到，经过“七上七下”的激烈争夺，夺回了被法军占领的三座炮台，并赶走了占据西岭的敌人。中国军队完全掌握了战役的主动权。不久，各方面援军及几千名越南兵勇汇拢，法国侵略军欲进不得，欲退无路，陷入了重重包围之中。
3月25日，冯子材发出总攻击令。清军各部从各山头、战壕里浪潮般涌出，向困在山谷的法军猛冲过去。法军惊恐万状，溃不成军，有数十名军官和一千多名士兵被当场击毙，少数漏网的残敌仓皇往越南谅山方向奔逃。中国军队取得了镇南关战役的完全胜利。
为继续扩大战果，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冯子材指挥清军乘胜追击，收复文渊，直逼谅山城下。
法军指挥官尼格里为挽回败局，在谅山作了固守安排。他以主力扼守谅山门户驱驴，以屏蔽谅山；另以一部兵力分守谅山与外界联系的交通要道；留下老弱残兵驻守谅山的城垣堡垒。冯子材深知清军攻坚能力不强，待法军布置妥当，再想攻取谅山，就会困难重重。于是，他召集部下，商定了“正兵明攻驱驴，奇兵暗取谅山”之计。
27日，冯子材派杨瑞山率部在夜色掩护下从小路进至谅山城下潜伏。第二天，冯子材率各部兵分三路逼攻驱驴。激战中，尼格里胸部中弹，无法指挥。接替指挥的爱尔明下令法军退往淇河南岸。清军顺势冲进了驱驴。守卫谅山的法军一见满山遍野的清军，慌了神，慌乱中也不管对岸还有许多自己人便砍断了淇河浮桥。留在北岸的法军无路可退，一部分缴械投降，一些自恃会游水的拼命向谅山泅渡逃命，结果溺死河中的不计其数。城下的杨瑞山部乘乱杀出，一举冲入谅山城。
镇南关和谅山大捷是中法战争中规模空前的大胜利。它从根本上扭转了中法战争的局面，沉重地打击了法国侵略者，并直接导致了法国国内矛盾激化，茹费理内阁因战败而倒台；同时它又极大地鼓舞了清军将士。冯子材命令各军“跟踪追剿，不准延缓”，以席卷之势又收复了一批城镇。
当时的战局对中国方面极为有利。
可是，腐败的清朝统治者却认为，继续打下去“有碍中外和局”，高叫“乘胜即收”。6月9日，李鸿章在天津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正式承认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答应撤出中国军队，允诺法国在中国西南的种种特权。至此，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从此中国西南边省门户被打开，成为法国对华扩张的重要地域。
冯子材领导的抗法战争胜利，虽然被腐朽的封建统治者断送了，但他高超的指挥艺术，不顾年迈，勇敢抗击外敌侵略的爱国热情，却深为广大军民敬佩。当老英雄凯旋时，沿途居民以香灯、爆竹拜迎三十余里。诗人黄遵宪特作《冯将军歌》颂之：
将军气涌高于山，看我长驱出玉关。
平生蓄养敢死士，不斩楼兰今不还。
甲午之战
“东沟海战天如墨，炮震烟迷船掀侧。”1894年9月17日（清光绪二十年八月十八日）下午，在黄海大东沟海面上，巨浪翻滚，炮声震天，一场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海战正在进行。交战双方是被迫应战的中国北洋水师和早有虎狼之心的日本海军。
在这场战斗中，双方共投入了二十二艘战舰，五千六百多人。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战斗之激烈在当时为世所罕见。这便是著名的中日大东沟海战。在这场激战中，中国北洋水师的广大爱国将士面对强敌，英勇顽强，以生命和热血在中国人民反帝爱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日舰包围清舰图1894年春天，朝鲜爆发了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朝鲜封建统治者无力镇压，请求清朝政府派兵“进剿”。6月，清军进驻朝鲜镇压东学党起义。早就对朝鲜及中国垂涎三尺的日本看到有机可乘，便以“保护侨民”为借口，派出了大批军队在朝鲜仁川登陆，进入汉城，与驻朝清军形成对峙，并多次蛮横地拒绝“两国同时自朝撤军”的建议。朝鲜半岛的火药味越来越浓。
就在日本极力筹划侵略战争的同时，愚弱的清政府却把希望寄托在与日本狼狈为奸的帝国主义国家所谓的“调停”上。6月20日，李鸿章再次请求俄国驻华公使喀希尼出面调停朝鲜事，希望中日两国同时撤兵。但日本方面根本不予理睬，日军反而于7月23日闯入朝鲜王宫，劫持了国王，组织傀儡政府。25日，蓄谋已久的日本海军在丰岛海面悍然对运送援兵赴朝的中国海军“济远”、“广乙”等舰发动海盗式的突然袭击，击伤“广乙”、“济远”两舰，击沉“高陛”号运兵船，船上七百余名清军官兵遇难，还掳走了满载粮饷的“操江”号。几乎同时，日本陆军向驻守牙山成欢驿的清军发起进攻。中日甲午战争由此爆发了！
战争爆发后，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等爱国将士主张予敌以坚决回击。然而掌握着清廷外交大权的李鸿章却把北洋海军视为一己私产，采取“避战自保”的消极方针，严令丁汝昌只可守大同江至威海卫一线，后又缩小至成山角和鸭绿江一线，决不准“滥进袭击”。对于这个命令，广大将士愤慨不已，但也不得不只在规定区域内游弋。
中日甲午海战开始时双方队形图9月17日上午，刚完成护航任务的北洋舰队，停泊在鸭绿江大东沟口外的海面上正准备返航。这天天气晴朗，水波不兴。10时30分，“镇远”舰的望哨报告西南方海面有一簇烟雾，并且越来越大，烟雾下面一支舰队疾驰而来，估计是日本舰队。尖锐的警报声立时打破了海面的宁静，丁汝昌果断下令起锚迎敌。北洋舰队开足马力，破浪前进。在距敌舰五千米处，旗舰“定远”号发出了开炮的命令。北洋水师先敌开火，各舰大炮怒吼不止，颗颗炮弹呼啸着飞向敌舰，激战开始了。
北洋水师参战舰艇共十艘，而日本舰队不但舰数要多两艘，而且航速快，火力猛，占据了明显的优势。日本方面公然叫嚣，要“聚歼清国舰队于黄海”，气焰极为狂妄。这次由日本海军中将伊东柘亨率领的舰队有备而来，当然不会放过到手的机会。
日舰速率快、炮位多的优点，很快便显示出来。他们避开北洋舰队“定远”、“镇远”两艘主力舰，绕向北洋舰队的侧后，以左右舷炮轰击两翼小舰，而以首炮狂轰“定远”、“镇远”两舰背面，致使北洋舰队队形大乱，陷于被动局面。在敌人猛烈炮火的轰击下，“济远”、“广甲”两舰相继临阵脱逃，其余各舰仍奋勇还击。
面对强敌，丁汝昌指挥果敢冷静。激战中，他身负重伤，站立不稳，便坐到甲板上鼓舞士气，激励大家英勇杀敌。
日舰打乱北洋舰队的编组队形后，又以先锋舰“吉野”号为首的四艘快速巡洋舰直逼北洋舰队旗舰“定远”号。“定远”号是整个北洋水师的指挥中心，若有闪失，后果无法设想。为了保护旗舰，“致远”号管带邓世昌指挥“致远”舰开足马力，驶到“定远”号之前迎战来敌。顿时，“致远”舰陷入了四艘敌舰的包围之中，但“致远”舰将士在邓世昌的指挥下，顽强作战，不断给敌舰以沉重打击。舰上配备的炮弹打完了，便用步枪射击。
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激战，“致远”舰中弹累累，船身倾斜，势将沉没。这时，敌舰“吉野”号野兽般冲近“致远”舰。这艘“吉野”号是日本参战舰中速度最快的主力舰，其马力几乎是“致远”的三倍。开战以后，它横冲直闯，对北洋舰队构成了极大的威胁。邓世昌怒视“吉野”号，登上舰桥，慷慨激昂地向全舰官兵宣布：“我们为国作战，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现在我舰船伤弹尽无力再战，决定撞沉那横行霸道的‘吉野’号，与敌人同归于尽！”全舰官兵齐声高呼表示拥护。邓世昌跨进驾驶室，双手紧握舵轮，开足马力向“吉野”号猛冲过去。
日舰发现“致远”撞船的意图，立刻集中火力向“致远”猛轰。“致远”号燃起了熊熊大火，但并未停止，像一条火龙乘风破浪冲向“吉野”舰。“吉野”号上的日本兵见此情景，惊恐万分，纷纷跳水逃命。眼看“吉野”号就要完蛋了，不幸的是一枚罪恶的鱼雷击中了“致远”号，顿时全舰起火爆炸，不久便沉没了。
邓世昌落水后仍大呼杀敌，他拒绝别人的救助，抱着“阖船俱没，义不独生”的信念，与全舰二百五十多名将士一起牺牲于汹涌的波涛中。
“致远”舰的英勇行为大大激发了北洋水师将士的爱国热情。“定远”号在刘步蟾的指挥下，越战越勇，首先击伤敌舰“比睿”号，令其完全丧失了战斗力，不得不狼狈退出战斗。
邓世昌殉难
紧接着，“定远”号又咬住了敌“赤城”号，一举击毙敌舰长坂元八太郎。然后又击伤敌“西京丸”号。不久，“经远”号也中敌鱼雷沉没。打到后来，“扬威”、“广甲”两舰伤重自毁，“超勇”也被击沉。作为北洋舰队的两大主力舰“定远”号和“镇远”号，相互掩护、相互支持，在中方只有四舰与敌搏杀的情况下，一再给敌人猛烈的回击。敌军旗舰“松岛”号屡被击中，其储备的弹药被引爆，八十四人当场毙命，完全失去了战斗力和指挥力。
黄海大海战
下午5时半，精疲力竭的日舰再也无力作战，首先退出了战场，大东沟之役结束。这次海战，北洋海军虽然有很大损失，但保住了舰队主力，还给敌人以有效的杀伤。
黄海大战后，北洋舰队退回旅顺军港全力休整。一个月不到，整个水师基本恢复了元气。10月18日，北洋舰队移师威海卫（今山东威海）驻防。
海上未占到什么便宜，日军便打起了陆上的主意，分两路从陆路大举入侵。腐朽不堪的清朝陆军数万人望风而逃，不战自溃，辽东半岛陷落。1895年1月，日军又在山东荣成湾登陆，直接威胁威海卫军港的后方。威海沿海一线防御工事完备，火力配备也较强，应付来自海上的进攻绰绰有余。然而负责其后方守备的山东巡抚李秉衡昏庸怯懦，听到日军逼近的消息便狼奔豕突逃到莱州（今山东掖县），将威海卫南、北两方的陆路炮台拱手让给了日军。停泊于军港内的北洋舰队，顿时面临日军的海陆夹攻。
北洋海军虽然在黄海海战中损失了五艘战舰，但主力尚存，完全有能力与来敌决一死战，可是李鸿章抱着投降论调，高唱什么“避战保船”，严令北洋舰队不准离开威海卫一步，连日常的海上巡逻也取消了。丁汝昌竭力反对坐以待毙。在旅顺告急时，他便面见李鸿章直抒胸臆，要求率队出击。日军荣城湾登陆后，他又慨然陈词：“与其安坐而待围攻，曷若僭师而起迎头痛击！”他的这些请战要求，换来的却是褫职留任。李鸿章当面呵斥道：“若违令出战，虽胜亦罪！”在这种情况下，丁汝昌只好全力以赴，准备这最后一战，寄希望于奇迹能够出现。
2月2日，日军完成了对威海卫的合围，军港与外界的联系全部断绝。丁汝昌抱着“吾身早已许国”的信念，率领将士苦撑危局，多次击退来犯的日军。战斗中，他身先士卒，“立于最危险之地”指挥作战。由于众寡不敌，清军损失越来越大，最终威海卫陷落。丁汝昌组织反攻，击沉敌舰两艘、鱼雷艇五艘。日军以两岸炮台配合军舰轰击港内北洋舰队，“来远”、“威远”、“靖远”诸舰相继沉没。十二艘鱼雷艇突围未果，全部被掳。“定远”舰严重受损。为防沉没，刘步蟾当机立断，下令断锚驶至刘公岛东南浅水处搁浅，以作水中炮台继续战斗。
7日，日军发动总攻，北洋水师仅存的两座炮台之一日岛炮台失守。在孤立无援、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北洋舰队中的一些帝国主义分子四下活动，与一些贪生怕死的将领相勾结，胁迫丁汝昌投降。开战之初丁汝昌便断然拒绝了日本舰队司令伊东礻右亨的劝降，此时当然更不会同意。面对绝境，为不使尚存的舰只落入敌手，丁汝昌毅然下令炸船毁台。但部分卑怯的清军将领为了投降讨好日本人，竟然拒绝执行。只有“定远”舰刘步蟾执行了命令，并自杀殉国，实践了他“苟丧舰，将自裁”的誓言。
12日，北洋水师最后一个据点刘公岛告急。这时密报传来：“援军无望！”一些民族败类在洋教习唆使下，持刀胁迫丁汝昌投降。丁汝昌宁死不降，含愤服毒自尽。在他尸骨未寒之时，洋员和败类们便向侵略者俯首乞降了，将尚存的十余艘大小船只及大批枪炮辎重拱手相让。清朝政府苦心经营十六年，耗费巨资的北洋海军，就此宣告全军覆没。
北洋海军的覆灭，从表面上看是清军海陆防线协调不当，出现后防漏洞所致，实际上却是李鸿章之流封建统治者的投降主义路线带来的恶果。在当时那种腐朽的统治下，是不可能真正完全战胜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虽然失败了，但北洋水师广大爱国官兵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将永远为人们称道和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