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话说“千里做官只为钱”。

曾国藩钱没挣着，自己还搭进去 60 万，还欠了一屁股债。

千里做官没有钱，最后变成穷光蛋。

贻笑大方啊。

京官穷苦，这是众所周知的，入不敷出怎么办呢？

韬奋大叔伸出三个手指头：

“本大叔给你 3 个锦囊”。

第一个锦囊：找风险投资。

现在很多创业公司，在前期没有钱的时候，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找风险投资。 这个办法最直接，效果最快，适合解燃眉之急。

当时的穷翰林，也和创业公司一样，是风险投资青睐的对象。

虽然翰林小京官暂时没有钱，也没有什么权，但是他们可都是中央党校培养出来的“储备干部”，是潜在的未来总理、中央委员级别的正国级国家干部，对于这些人，大家都愿意提供风险投资。

京城的土财主缺的不是钱，缺的是权力。而这些穷翰林，都是未来的国家大员，他们就好比现在的创业公司，并且是潜力极大极有上市可能的创业公司，在他们穷困潦倒的时候投资，就相当于买了原始股，虽然并不是每一个翰林都能飞黄腾达，但是只要自己能抱住一个大腿，投资成功一个，那么这个创业公司一旦上市，自己就赚的盆满钵满。

大清朝的官员不穷，穷的是曾国藩这样的职场新人，等到熬过前几年，有了几年的工作经验，再有了关系网，一旦有外放的机会，那投资回报率也是相当的高，俗话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而知府只是一个从四品的地方小官，一个地方小官就有这样的高收入，可见晚清官员是个多么能来钱的职业。对于这样的风投对象，资本当然是十分青睐的。

并且这些资本都是长线投资，要知道一个官员做官的生涯长达30年，资本一旦投资，其投资回报周期可能要20年，而这些投资人大佬也都等得起，不会出现投资人借钱给穷京官，很快有跑来逼债的情况。

这种行为，说实话真的和现代的风投非常相似：资本非常耐心，等着你成长，并不急着套现。

例如曾国藩在后来扫平太平天国之后，做到了一品大员位极人臣的时候，依然还在还当年做京官时期的债务，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熟悉的红顶商人胡雪岩，背后站着的是左宗棠；斗倒胡雪岩而上位的盛宣怀，背后站着的是李鸿章。

胡雪岩和盛宣怀是晚清做风险投资做的最好的两个人。

胡雪岩言犹在耳：“以钱赚钱，那是死钱，以人赚钱，才是活钱，才能吃得开”。

所以从这个方面说，当年所谓的穷翰林，生活虽然窘迫，但是压力并不大，花的是投资人的钱。

第二个锦囊：收授“贿赂”。

简单点说，就是京官收地方官员孝敬来的钱。

以现在的标准衡量，这些孝敬的钱，是绝对的贿赂，抓住是要双规的，但是在当时不是，当时这些收入都属于明面上的，大家都接受的，并且名目繁多，这在当时叫做陋规收入。

京官最主要的收入就是“三敬”：冰敬、炭敬和别敬。

当时的大清官员，是典型的“外重内轻”：

得外差的都富的流油，可以参考“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收入相当高，京官因为在天子脚下，虽然很多朝廷大员有机会撸银子，但是作为下面的小京官穷翰林，往往没有这样的机会，都是待在清水衙门靠工资混日子，难得有机会出手捞钱。

但是外官又因为自己远离政治中心，如果想要屁股坐得稳，自然要巴结朝中大员，或者一旦出事就需要京官施以援手，于是就出现了外官巴结京官的情况。

于是夏天有冰敬，冬天有炭敬，外官进京出京，又有别敬。

三敬的多少，根据京官位置的高低、个人感情的好坏而不同，有的多有的少，少的几两几十辆，多的几千两都有。

例如后来的左宗棠，因为京官潘祖荫曾经替自己说过一句流传千古的美言“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等到左宗棠发达之后，每年的三敬都有几千两银子，并且左宗棠在外面收集的各类古玩器皿都源源不断的送到潘祖荫的府上，其实潘也就体左说了一句话而已，这就是京官的威力。

胡林翼的老丈人陶澍，也是一代名臣，在外做到两江总督，属于国家总理级别的高官了，送给京官的三敬数额，居然每年能有几万两之巨。

所以通过官吃官：京官吃外官，在京的穷翰林们又有一笔收入。

第三个锦囊：外放地方官。

所有的穷京官，都在渴望着一件事情：外放地方官。

因为在京城，天子脚下，清水衙门，能捞油水的机会有限 而到了地方就不同了，名目繁多的陋规收入，地方官难免中饱私囊。

通常外差是三年一放：但是在外放之前，需要参加选拔考试，考试成绩优秀的人，才能外放。

外放的差事一般有三等：

优等外差：学差。

就是外放到各省去做学政，学差一般三年一个任期，三年任期下来，如果外放的地方好（比如江南省），那么可以结余三四万两银子。

就算放到偏远一点的学差，三年下来也能结余万两银子。当年胡林翼他爹胡达源，放的学差就是云南，属于偏远地区，三年的结余应该在“万余”这个级别。

中等外差：主考官。

就是外放到各省区主持乡试，这个差使时间短来钱快，还比较轻松。

一般一趟差下来，偏远地区大概能收入几千两，像江南这种地方则可能收入上万两。之前胡林翼就放过江南乡试副考官的外差，只是他运气比较差，被猪队友连累，好事变成了坏事。

低等外差：乡会试的房差。

这个收入就比较少了，大概一次能挣几百两，聊胜于无。

曾国藩时来运转，就发生在外放考官上，算是得了个中等外差。

不过他比胡林翼父子幸运，胡林翼父子都因为猪队友的连累，葬送了仕途，曾国藩则顺利完成了主考官的任务，并且大大的发了一笔横财。

我们前面说到了1841年底的时候，曾国藩已经花光了60万巨款，并且靠借贷50两过日子。

到了1842年，情况更加窘迫，基本就是靠借钱度日：到了4月份就已经欠人200两了，到了年底，更是欠钱400多两。

眼看就难以为继了。

这个时候的曾国藩是相当抑郁的，自己在家书中写到：“寒士出身，不知何时是了也。我在京该账尚不过四百金，然苟不得差，则日渐紧矣。”

其实翻译过来就是叫苦：俺出身比较穷，积蓄花完了就只能靠借贷过日子，已经欠别人400两银子了，如果还不能给我放个外差，只怕要过不下去了。 就在曾国藩要过不下去的时候，机会来了。

1843年，终于等到3年一遇的放外差的时候了，当然差少人多，大家都想放外差，怎么办呢？

考试。

其他事情曾国藩不敢说，考试绝对没问题。

1843年3月大考：127人参加，曾国藩名列第六，属于极为优异的成绩了。

因为这次优异的考试成绩，曾国藩收到了两个巨大的红包：

曾国藩北漂生涯的第一个红包：连升四级。

从翰林院编修，直接擢升到了翰林院侍讲。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编修是个研究员起草文件的小官，而侍讲则是给皇上/太子讲课和“以备顾问”的角色，重要性不言而喻，一个是从7品的小官，一个是从5品的中级官职。

曾国藩也因为这次考试，和其他人拉开了差距，走上了自己飞黄腾达的道路。

曾国藩北漂生涯的第二个红包：四川乡试主考官，外差。

外差赚钱，那真是一个爽字难以形容，以下是曾国藩外放主考官时候的收入明细：

四川省政府直接补贴：2400两。

朝廷给的交通补贴：400两

四川总督（省长）的红包：100两。

布政使（副省长）的红包：100两。

按察使（副省长）的红包：100两。

吴道员（相当于区长）的红包：100两。

张道员（相当于区长）的红包：100两。

......

等等细节不一而足。

这趟差，曾国藩收入了大概6000两左右。

在自己整天借债度日的时候，来了这么一笔巨款，真是久旱逢甘霖。

有了这笔巨款，曾国藩的经济状况终于改善了：

这笔钱大概相当于180万人民币，一趟差不光挣回了自己撘进去的60万，还多赚了100多万，快哉。

曾国藩还清了借款， 一改往日的困窘状态。

曾国藩给家里寄了 1000 两银子： 其中600两是自己孝敬家里人的，400两是馈赠亲友的，这无疑是想大家宣告：我王老五发了，都到我家喝酒去吧。

曾国藩也改善了自己的生活水平： 在此之后曾国藩自己买了马车，过上了有车一族的生活。

有人说曾国藩不是个圣人吗，怎么也干这样贪污受贿的勾当？

对于曾国藩的这件差事，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他收到的这一笔巨款，也全部都装进了他自己的口袋，没有必要去洗和黑。

曾国藩的品格是没有问题的，审视他的一生，他绝对是个好官，也是个清官，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封建文明历史上最最完美的“臣子”，立德立言立功，是一个接近完美的人。

那么为什么这个完美的圣人却在京城中活的如此窘迫甚至到了不靠借贷就活不下去的地步呢？

这个问题留下思考，我们后面会来解开谜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