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工商业的发达与民主运动的抬头

第一节 海上贸易与货币的开始

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在荷马时代，希腊的中心都市几乎全部都是在离开海岸不远的地方，他们的经济生活，以农业和牧畜为主要产业，商业并不占重要的位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希腊各邦的经济渐渐的发展起来，他们渐渐的要求更大的活动范围。

我们也已经说过，希腊半岛多山，各邦间的陆上交通处处碰见山岭的障碍，于是海洋便变成了结合各邦的纽带，所以希腊人早就精于航海之术。这结合各地的海洋交通到希腊人要求更大的活动范围时，便益发发达起来。

希腊的沿海交通有二个自然的集中点：其一是位于爱阿尼亚海（Ionian Sea）的科林斯湾（Corinthian Gulf）与爱琴海之间的科林斯土腰；另一个是把犹皮亚（Euboea）岛与希腊本土分离开来的优利波斯（Euripos）海峡。因此在这些地方很早便长成了希腊本土的最大贸易都市。

这些都市就是科林斯土腰方面的科林斯和墨加拉（Megara），优利波斯方面的厄立特利亚（Eretria）和加尔岂斯（Chalkis）。此外较占重要的则为位于萨隆尼加（Saronica）湾之中央的爱吉纳（Aegina）小岛。

小亚细亚殖民地上面最繁荣的都市，要算米利都（Miletus）和福加伊亚（Phokaia）。这二个都市，前者位于米亚德洛斯（Maianduos）河口，后者位于嘿尔摩斯（Hermos）河口，因而扼守了自爱琴海至小亚细亚内地的二大贸易通路。

因为贸易发展的需要，小亚细亚西岸的都市里，此时发明了货币的铸造，这于以后希腊经济的发展，有非常重大的关系。据研究，希腊世界之使用金银为交换的媒介已经很久，但在此时以前始终没有铸造过货币。

最初的希腊人的货币，由一种混合金和银的合金铸成，正面印有铸造国家的纹章，背面则完全没有什么花纹。这个新发明弘布于小亚细亚沿岸诸都市以后，不久即传播到希腊本土上来。希腊半岛上贸易都市，爱吉纳、加尔岂斯、厄立特利亚等，在纪元前七世纪的初头，都已开始铸造货币，因为当时金的使用尚未普及，所以它们铸造的均系银币。

第二节 希腊殖民地的扩张

由上面看来，希腊国民在纪元前八、七世纪之交，其经济已发展到较高的阶段。经济发展的结果，使希腊人更不能满足希腊半岛局促的土地而须向外开拓，于是便出现了一大批大胆的探险家到西方和北方未知的海洋中去冒险，来完成开拓殖民地的任务。

这些探险家的名字，我们今日虽无从知道，但在希腊诗人所遗留下来的叙事诗和歌谣中，却保存着他们不朽的生命。当时希腊人所最欲占取的，是爱阿尼亚海西边的渺漠的地域，因为希腊人以为那里风土定适合他们的，而且是非常丰沃的处女地。

纪元前八世纪中叶以后，自塔兰屯（Tarentum）湾至西西利（Sicily）岛西端的海岸，完全为希腊的殖民都市所统制。意大利的西部海岸至勒不里（Naples）湾为止，也是这样。纪元前七世纪中叶，希腊人有占取了爱琴海北岸和塔索斯（Thasos）岛，同时在黑海（Black Sea）方面也成立了许多重要都市。

此时希腊人的殖民事业在爱阿尼亚海和黑海方面虽然都有发展，但在地中海的南岸即利比亚（Libya）海岸方面所得到的殖民地，却只有施勒尼（Cyrene）高地。再西面是叙尔地斯（Syrti）及现在突尼斯（Tunis）的腓尼基人殖民地；东面是产生更古文化的、人口稠密的尼罗河流域。这两个地方都不容希腊人插足。

后来，埃及的支配者为了自己的利益，往往利用不断扰乱非洲沿岸的希腊海贼，在纪元前六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撒依斯（Sais）和美斐斯（Memphis）的君侯普撒米地孤（Psammetichu），更雇用大批希腊海贼来并吞当时的许多小国家而君临之。

自此以后，埃及的君主总老是雇用希腊人编成军队以为其治权的支柱。结果，埃及与希腊之间亦发生频繁的贸易关系。纪元前六百年时，希腊人获得离尼罗河支流河口不远的诺克拉替（Naukrati）都市的一部分，他们便在这个地方开设店铺，并且依照本国的方法自选官宪治理。

此时希腊人也从事远西方的开拓。纪元前六百年时，他们在离罗德诺斯河（Rhodanos R.）即今伦河（Rhone R.）河口不远的地方建立马索利亚（Massalia）——即今日之马赛（Marseille）市。在西班牙海岸也有许多希腊人的足迹。希腊人之向这方向开拓的目的，主要的是要攫取达台索斯（Tartessos）河——即今之瓜达区微河（Guadalquivil）流域的银山。后来他们便定住于达台索斯河口的海岸，在离今日直布罗陀（Gebraltar）不远的地方建立梅纳开（Mainake）市，为希腊全部殖民地的最西端。

这样，至纪元前六世纪初头，希腊人已几乎占有了地中海全部，只有非洲北岸的西部依然在腓尼基人的支配之下。

第三节 奴隶与产业

上述各处的希腊殖民地，在经济或文化上与希腊本国都保有紧密的关系。这些殖民地上的居民，在相当长的期间中没有制造自己所需工业品的能力，即须仰给于希腊本国，结果引起希腊本国输出产业的发达。

殖民地上的人民，很多是以经商为业，他们常常把希腊本国之手工业和农业的生产物，如油、酒、陶器、纺织物、皮革、金属器具和武器等商品输出，而由意大利和西西利输入谷物，由黑海南岸输入木材及金属，由黑海北岸输入谷物、盐、鱼、矿物以及活的商品——奴隶。同时他们又由他们的近邻诸国，尤其是东方诸国传入各种生产方法。

这不断扩大的对于制造品的需要与原料的输入，自然要引起希腊世界的产业革命：米利都变成了纤维工业的中心地，金属工业在矿产丰富的加尔岂斯开始抬头，科林斯和雅典则成为陶器工业的中心地。

希腊自私有财产制度确立以后，社会上即有所谓奴隶的存在。希腊奴隶的主要来源是战争中的俘虏和因别种关系而失去自主权的人们。在起初，奴隶劳动在经济上并不占如何重大的作用，他们主要是供贵族、大地主的使唤和补充农民劳动的不足。可是现在的情形不同了，商业范围的扩大使制造业的生产供不应求，于是希腊各邦便开始感到由外国输入奴隶的必要。首先由外国输入奴隶以为工业劳动的，是小亚细亚诸都市，因为与他们邻接的未开化诸国供给他们以无尽藏的市场。后来奴隶的使用更由爱阿尼亚传播到希腊本土的工业中心地。奴隶劳动因此遂成为以后希腊文化得以繁荣的经济基础。

商业和制造工业的发展，使希腊本来的社会关系发生变化。首先，较大的经营，尤其是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企业，开始时便需要大量的资本，在商业或贸易上也是一样。因此没有充分资本的人若欲从事工商业，便非首先调度资金不可。经营工商业的目的在于谋利，企业家向人家借款时也就非对债主支付相当的代价不可，因此希腊的经济生活中乃出现了一个新的因子——即利息。在希腊，因为当时资本需要的急切和海洋贸易的危险性较大，利息也就较高。

工商业中借贷关系以及随之而起的利息的普遍盛行，马上影响及于社会的其他部分。在过去，小农们在青黄不接或因意外开支而感觉款项不足时，也常常附以一定的报酬向富裕的邻人告贷，但那时的报酬或利息，主要的是实物（如谷类）；而这种借贷关系也是偶然的现象。现在可不同了，因为利息的普遍盛行，富裕的地主和一部分商人常常以一部分的现款专事放债，他们对于小农们的告贷不仅要求一定的利息并且要求保证，即要求以债务者的农场或他们自身以及其家族的身体以为抵押。结果，小农们的土地为放债者的重利所没收，他们的房屋甚至于身体也归于放债者所有，换句话说，他们沦为债权者的奴隶。

这种情形不仅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即工商业国家中存在，以农业为唯一产业的希腊半岛的最大部分，亦莫不如此。农民们对于大地主的经济优势，既然无法避免屈服，于是自由农民便日趋减少，奴隶制度遂普遍于希腊全土。

第四节 工商业者要求政权

上面几节里我们简约的说明了希腊初期经济发展的途径。经济上的发展常常是政治变革的动因，在希腊当然也不能例外。希腊各邦，在荷马时代，政治上盛行王政，这是我们在上文已经说到过的；但到了荷马时代的末期，希腊有史时代的开端，有许多城邦的政体已变了旧观：王权已渐渐为新兴贵族所侵蚀。

贵族之侵蚀王权大体上是在和平中展开的。随着社会生活之日益繁复错综，一国的政事自非国王一人所能掌管，于是必须有辅弼之人。这些辅弼的人系由国民选举，他们因与民间的关系较切，渐渐收取政府的实权，终至于使国王徒有空名。雅典的情形便是如此。

在雅典与国王并行的有由贵族中选出的司令官（Polemarchos）、执政官（Archon），和最高裁判官（Thesmothetai等，操实际之政权。到后来国王也变成由贵族中选出。爱阿尼亚、科林斯以及其他许多岛屿中的情形大致相若。斯巴达的情形却有些不同。

斯巴达自史前的立法者来古格士（Lycurgus）以后，设有二个同权的国王，两王家之间的嫉视和彼此的掣肘，就足以防止国王有不正当的行为。后来，大约在七五〇年的时候，为限制国王的权力起见，更设立与国王同等地位的“监督官”（Ephoros）。到纪元前六世纪以降，“监督官”遂垄断了全部的国政，而国王所有的不过是战时军队的指挥权。这样，希腊一切城邦的国王，现在几乎是完全失堕了。

自王权政治推移为贵族政治以后，贵族便有机会为自己的利益而驱使政权。因此，司法上发生了种种惨无人道的黑幕。当时希腊各邦没有一定的成文法，贵族们对于一般的习惯法又不能遵守，平民在贵族之前完全失去了一切法律上的权利。

这贵族对于人民的专横和压迫，当然要引起人民的反抗，贵族为稳固他们的政权起见，也不得不把当时的习惯使之法典化。最初法典化是刑法，其次是私法。希腊人信神，把这人民力争而得到的法律也说是神制定的。

贵族虽在普通的法律上对人民作若干的让步，但在宪法上却坚持以自己为特权者。希腊重要各邦的宪法大致是在这时候制定的。在宪法上人民没有参与统治之权，却有种种的义务。例如斯巴达的所谓市民权，不过是人民有负担选举时之费用及缴纳捐税的权利（义务）而已。例如在加尔岂斯以及小亚细亚方面的许多都市中，市民权不过是饲育军马而已。

在贵族政治时代希腊人民的苦痛，除政治上之被抑压以外，还有经济上的苦痛。上面我们说到过，希腊的小农常在放债者的鞭策之下沦为奴隶，这些在“利息之鞭”下挨受非人生活的人们，在贵族政治时代的末期，不断的掀起叛乱。

我们晓得受贵族特权之欺凌的，除了小农以外，还有因海上贸易而致富的工商业阶级，他们在政治上虽然没有统治权，但有充分经济的实力，小农既掀起了叛乱，这新兴工商业阶级便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予以扶助，藉以推翻贵族支配和夺取政权。所以反贵族的叛乱，在经济比较进步的地方最为汹涌。

因民众叛乱而代替贵族政治兴起的，是僭主政治。“僭主”（Tyrant）这个名称在当时决没有像现在那样被赋有可憎的意味。当时一切的僭主几乎都是卓越的统治者。他们很努力于其都市的经济发展，水道、道路等的敷设，讲求种种发展国威的事情，对于艺术和学问也很出力提倡。

僭主们为要顺应新兴工商业者的要求，兴办上述种种事业，自非有大量的金钱不可，而金钱的来源不用说是租税。在王政时代国家的经常费系由王领土地的收益来开支，只在特别的时候才向人民征收直接税，贵族政治时代也大致相若。

现在希腊各邦的工商业已渐渐发达，僭主为兴办公共事业起见，首先便开征关税。但关税和旧王领地的收入仍不敷支出，接着便经常的征收田赋。田赋的征收，直接引起土地领有者贵族的不满，于是他们益发决心夺回国家的支配权，武装的暴动不时爆发。所以有很多的僭主在建立者尚在的时候便宣告崩溃，只有极少数的城邦在建立者死后还继续存在。

僭主政治的存在时间虽短，但其对于希腊各邦政治之向民主主义的推移上，却有了极有价值的贡献，这就是共和主义宪法的勃兴。希腊各邦在贵族掌握政权的时代本有宪法的制定，但那时的宪法不过是具文的规定贵族的特权。僭主们之取得政权系由于武力，他们因而便根本否认过去的宪法或修正过去的宪法而制定新宪法，使在法律之前，人民无贵贱之别而一律平等。

僭主政治的发生，最先在小亚细亚方面，其次是希腊本土的工商业都市。至纪元前六世纪中叶，西方殖民地也成立了僭主制。僭主政治是代表新兴工商业阶级的一种政治要求，所以在落后的农业国家中——希腊半岛的大部分和克里底岛——都不会有过僭主制。

第五节 斯巴达与雅典

如上文所说，希腊在经济上有新兴的工商业经济，与本有的农业经济的并存；在政治上有工商业阶级所领导的民主主义要求与土地所有者贵族的支配之冲突。这个冲突在纪元前七——六世纪，使希腊各邦互分为二大营垒，部分为民主城邦的集团与贵族城邦的集团。前者以小有产者、手工业者和商人占支配地位，后者的政权划在土地所有者的旧贵族之手。纪元前六——五世纪时，这二个集团间发生剧烈的斗争。民主主义诸国的领袖是雅典，贵族诸邦则以斯巴达为首领。

斯巴达位于希腊南部的比罗奔尼苏半岛，其政权为土地和农奴所有者所垄断，盛行贵族政治。他们的经济生产，是利用农奴从事耕作，因此斯巴达常对外征战以求土地的扩张与农奴的获得。所谓农奴大半系被征服者称“Helotes”，他们在征服者和公民（Spartiata）的土地中从事耕作。

农奴因受其所有主的压迫，常常发生反抗暴动，危害斯巴达的治权，所以以农奴劳动为生的斯巴达贵族和公民，早就建立起一个严格的军事组织，以镇压农奴的叛乱和近邻诸国。这严格的军事组织，规定一切斯巴达公民均为军人，均须离开家庭而营军队的生活。

斯巴达的公民教育为强迫的肉体的军人教育，据一般史籍的记载，斯巴达人生了孩子便须报告国家机关，由国家检查其是否壮健决定应否留养。儿童七岁便须离开父母入国家所设的儿童训练所，二十一岁时编入军队，受严格的军事教育。三十岁以后始允结婚，但结婚以后仍不能过平稳的家庭生活，须为国家服务，在公共食堂中就食。

斯巴达之向外开拓领土，始于纪元前八世纪。自此时以后，它不断的征伐东面的阿尔哥、北面的亚尔加第亚（Arcadia）和西面的迈西尼亚平原。斯巴达之第一次征服迈西尼亚系在纪元前七四三～二四年间，中间经过二十年的苦战。

纪元前七世纪中叶，迈西尼亚人民又兴军要求自由，于是又有第二次的迈西尼亚战役，中间也经过十数年的激战。斯巴达平定了迈西尼亚之后，又征服阿尔哥和亚尔加第亚的台盖亚（Tegea）而为比罗奔尼苏的霸主，于是进而命令半岛上的一切城邦加入比罗奔尼苏同盟，以与民主主义城邦相对抗。

雅典为希腊中部亚的喀半岛上的一个主要都市，它的交换经济的发达较早，纪元前七世纪时工商业的发达已破坏了雅典本有的自然经济，而且因此发生了政治上的危机。货币经济之侵入农村，使小农大众因负债而沦于农奴的火坑之中，他们不胜地主和贵族的剥削，掀起了阶级的冲突，社会陷于不安。

纪元前六世纪时希腊著名政治家梭伦（SoIon）被选为执政官，主张废弃一切债务以绝灭社会的纠纷，并草成规定各阶级市民权及市民义务的法律，予平民以参政权，这就是著名《梭伦法典》。但法律制定以后贵族地主以为损害他们的利益太大，十分愤懑；而农民们因为废弃债务还不能维持生活，要求平分土地，于是政争仍继续酝酿。

在这不断发生的政争之中，平民的代表人物毕雪司屈特士（Pisistratus）乃乘机崛起而为雅典的僭主。毕雪司屈特士的施政以农民及小所有者的利益为标准，妨碍商人的利益，以致商人与贵族联合。毕氏死后其后继者更以暴力压迫反对党，以致反对派援用斯巴达的武力来推倒他。

僭主政治没落以后，纪元前五〇八年时，“民众的指导者”客里斯蒂尼（Clisthenes）逐出斯巴达军队，修正梭伦宪法，使雅典成为民主主义的城邦。

纪元前五世纪中叶时，雅典共和园遂以市民大会为最高的权力机关，予一切成年公民以与会之权，以由市民大会中选出的五百人会议和十个军事指挥官（Stralegi），为权力的执行机关。此外又设立“贝壳弹劾制”，人民得无记名弹劾一切政治家。

但有一点必须注意的，即当时所谓“民主主义”制度，并未把一切居民包括在内，其所指的是少数的自由市民。例如雅典在纪元前五世纪中叶共有居民二十万，而有市民权的自由市民却只不过二万，其余奴隶和移居雅典的其他都市的市民以及妇女，均无市民权。

问题

一、初期希腊的海上交通有哪两个自然集中点？当时希腊本土有哪几个重要商业都市？小亚细亚方面以哪两个都市为最重要？

二、希腊世界货币之铸造始于何地？

三、纪元前七、八世纪时开拓殖民地的原因何在？当时他们开拓了哪些殖民地？

四、新殖民地的开拓与希腊本土以及小亚细亚方面的希腊都市有什么经济上的影响？

五、商业范围扩大与使用奴隶有什么关系？工商业的发展在希腊本来的社会关系上引起怎样的变化？

六、由王权至贵族政治的推移过程怎样？由贵族政治至僭主政治的推移过程又怎样？僭主政治有什么特色？

七、斯巴达与雅典为什么互相敌对？斯巴达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有什么特点？其军国主义的由来怎样？

八、雅典在政治上有什么特色？其民主政治是怎样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