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人去沙漠寻找宝藏，可是宝藏还没有找到，身上所带的食物和水却都已经用完了。没有了食物和水，他感到身上一点儿力气也没有，只能静静地躺在沙地上等待死神的降临。
在奄奄一息的时刻，寻宝人向佛做了最后的祈祷：“佛啊，请你帮帮我这个可怜的人吧！”
这时，佛真的出现了，问他：“你想要什么呢？”
寻宝人急忙回答：“我想要食物和水，哪怕只是很少的一点儿也行啊！”
佛于是满足了他的要求，给了他不少的食物和水。
他吃饱喝足后，犹豫片刻，决定继续向沙漠深处进发。最终，他终于找到了宝藏，他贪婪地把宝藏装满身上所有的口袋，并且还背了重重的一袋子。
可是，此时他又没有多少食物和水了。他带着宝物往回走，由于体力不断下降，他不得不扔掉一些金银珠宝。他一边走一边扔，后来不得不把身上所有的宝物都扔掉了。最后，他躺在地上，再次等待死亡的临近。
寻宝人临死之前，佛又出现了，问：“现在你要什么东西呢？还想要宝藏吗？”
他有气无力地回答：“食物和水，更多的食物和水！我不再想要宝藏了。”
当一开始拥有那些自认为稀疏平常的幸福与快乐时，人们常常会觉得拥有的太少，他们会有更多更新的欲求，但如果不节制自己的欲望，最终就算抛尽过去得来的东西，也不一定能换回过去那稀疏平常的幸福与快乐。所以，人要有颗知足心，知足是福。
庄子在《逍遥游》中提到：“在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
小鸟藏在森林里，只要有一棵树枝给它立足，就很高兴了。田鼠口干了，跑到河里去喝水，只要喝一点点水就饱了，肚子就胀了。庄子拿两个生物界的现象做比喻，揭示了一个人生哲理：不管是土里钻的，或者空中飞的，小人物，小境界，只要自己觉得满足就够了。
有人说，那些富有的人什么都不缺，他们不必为生活发愁，一定很幸福，我很贫穷，哪来的幸福呢？什么是幸福？幸福就是一种快乐的心境。其实，很多时候，物质的丰富不一定就能给人带来真正的快乐。
过去有个大富翁，家有良田万顷，身边妻妾成群，可日子过得并不开心。
挨着他家高墙的外面，住着一户穷铁匠，夫妻俩整天有说有笑，日子过得很开心。
一天，富翁的老婆听见隔壁夫妻俩唱歌，便对富翁说：“我们虽然有万贯家产，还不如穷铁匠开心！”富翁想了想笑着说：“我能叫他们明天唱不出声来！”于是拿了两根金条，从墙头上扔过去。打铁的夫妻俩第二天打扫院子时发现不明不白的两根金条，心里又高兴又紧张，为了这两根金条，他们连铁匠炉于上的活计也丢下不千了。男的说：“咱们用金条置些好田地。”女的说：“不行！金条让人发现，会怀疑我们是偷来的。”男的说：“你先把金条藏在炕洞里。”女的摇摇头说：“藏在炕洞里会叫贼娃子偷去。”他俩商量来，讨论去，谁也想不出好办法。从此，夫妻俩吃饭不香，觉也睡不安稳，当然再也听不到他俩的欢笑和歌声了。富翁对他太太说：“你看，他们不再说笑，不再唱歌了吧！办法就这么简单。”
贫穷时了无牵挂，过好眼前的生活即是快乐；富有了想得太多，无尽的担忧压在心头，哪还体会到快乐的滋味。
现代人愈来愈重视对金钱的追求和对物质的占有，殊不知金钱固然可以买到许多享受的东西，可不一定能买到真正的开心。能否知足才是一个人能否真正获得幸福的原因。
“随遇而安”和“知足常乐”，这是二个人们非常熟悉而且经常使用的概念。两个概念的涵义相差无几，它们告诉人们同一种处世哲学和生活态度，要求人们在任何的环境中都能乐天知命，安于现状，与世无争，悠然自得，没有更高的要求，感到满足。
因此，有一些长者经常以教训的口吻指责一些对这也不满、那也不满的小辈说：“何必对自己过不去呢？何必经常自寻烦恼呢？看我，生活得多自在。知足者，常乐也。”
在现实生活中，也的确有不少人经常用“随遇而安”和“知足常乐”作为自己与世无争的座右铭，希望自己安安稳稳，希望他人不要前来打扰，平平宁宁地走完一生。问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得到的回答是：“何必呢？不争，也不错，生活得蛮不错。”
如果从心理学上来分析“随遇而安”和“知足常乐”，那么可以将其看作是人们适应社会的一种方式。社会适应有两种方式：积极适应和消极适应。所谓积极的适应，指的是个体试图通过积极的努力，增强自己行为的动机和态度，使自己对变化了的环境，获得一种优势的或支配性的地位。所谓消极适应，指的是对变化了的环境采取没有摩擦的、简单反应的方式，或是跟随大流，或是心甘情愿地使自己处于服从他人的地位，这类人没有过高的要求，有时对自己的合理的需要反而采取压抑的方式去顺应他人。
那么，“随遇而安”和“知足常乐”属于哪一种社会适应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而我的观点是：有积极的一面，但基本上属负性的，因为它的基本特征是：“满足现状”和“以不变应万变”。
当看到自己的欲望难以达到时，人们可以用它来抑制不切实际的欲望，因而“只知耕耘，不问收获”，这类人一般不会欲壑难填，不会犯人心不足蛇吞象的错误，心态很是平稳，日子过得倒是太平。
当人们缺乏适应、创新能力时，可以用它作为“阿Q的自潮方式”来重新平衡自己的内心的矛盾，解除因欲望不满带来的痛苦，这类人不会自寻烦恼，更不会自我折磨；在竞争非常剧烈的情况下，它还可以使一些人将它作为退出竞争的“理由”，减少人际之间的冲突，而他人因为看到这类人构不成对他利益发展中的威胁，也就不会找上门来挑衅、寻事生端。
孔子曾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他又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久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在孔子看来不是用正当的方法得到的富贵，是不应该享受的；不是合乎道义的富贵，是不应该去追求的。因此，他认为，吃粗淡的饭，喝白开水，弯着手臂当作枕头，乐趣就在其中了。不合乎正道的富贵，在孔子看来，就像天上的浮云一样。对金钱财物的取舍，以义为标准，不义之财，决不享用，不合乎正道的高官厚禄，亦不为所动。
公元前 314 年，秦惠文王欲发兵攻齐，因齐楚结盟而不能如愿。于是，秦王即派张仪赴楚游说，以“离齐楚之党”。张仪人楚，得知楚怀王的宠臣靳尚，“在王左右，言无不从”。于是先以重贿于靳尚，然后去见怀王。张仪说，秦王派我来与贵国交好，可惜大王却与齐国通好，若大王与齐绝交，秦王愿把商于之地 600 里献给楚国。贪利的楚怀王一听便动了心，他高兴地对张仪说：“秦肯还楚故地，寡人何爱于齐？”此事遭到大臣陈轸的极力反对，已得利的靳尚却为之辩护说：“不绝齐，秦肯与我地乎？”楚怀王遂以相印授张仪，并赐其良马、黄金。之后就与齐断交，同时派使臣随张仪去秦国接受商于之地。张仪回秦都成阳后，称病不出，等到离间齐楚之目的达到后，便向楚臣道出他的骗局，说献给楚王的土地是 6 里而不是 600 里。楚怀王因此而恼羞成怒，于公元前 312 年派10 万大兵攻打秦国，结果兵败将亡，丢失楚地 600 里，真可谓偷鸡不成蚀把米，贪利不得反失利。
《军谶》日：“香饵之下，必有悬鱼”。军事作战的双方，无不是为利而战，也就容易为利所惑。而指挥战争，以谋取利，可以说是广大指挥员所共有的主观愿望。正如《兵经百篇·法篇》所云：“行兵用智，必相其利”。但利与害总是密切相连的，“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因此，辩证地看待利害，权衡利弊，趋利避害，既是每个指挥员必须经常把握的问题，更是决策者选择手段时应该把握的基本原则。一个优秀的政治家必须把握全局，对每一个军事行动都应兼顾利弊，在利思弊，在害思利，始终处于主动地位，而那些楚怀王式的贪利之徒，见利忘义，必然为利所惑。成为“贪饵之悬鱼”。以利诱之，使其就范，也是重要的政治谋略之一。古往今来，不乏其例。利令智昏，必然乱谋，从而上当受骗。
摆正个人对金钱的追求的态度，“金钱不是万能的”，至少金钱不能买到亲情。再者，就是不要利令智昏，耽误了自己的大好前途。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正确的对待利益和诱惑，才能正身修性。
知足天地宽作为一种生存策略、一种为人处世态度，不仅在历史时期这样一种特有文化背景下，被许许多多著名人物所采用，而且，在当代那些充满竞争、冒险的文化环境中，也成为许多志士仁人的人生策略和处世信条。因此，不能将随遇而安和知足常乐认为是绝对的消极。
对于一个具体的个人来说，如果他们的心态都是“小富而安”，没有足够的、持续的向上动力，没有足够的与他人竞争的勇气，没有积极的进取心，没有大胆的首创精神，这个人的聪明才智怎能有所发展？将随遇而安和知足常乐作为自己生活的信条的人，实际上是在扼杀自己充分施展自己才能的可能性。而事实上，在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条件下，随遇而安和知足常乐实际上是在“安贫”，是在盲目发展人们的依赖心理，于个人的发展是没有益处的。
那么，既然“随遇而安”和“知足常乐”有这么多的危害，为什么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还有它的市场呢？还有那么多的人在信奉它呢？
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几千年的小生产经济方式所带来的影响。这种生产方式容易产生“安贫”和满足于现状的中庸思想、平均主义。二是文化的影响。几千年来的封建文化强调的就是“乐天知命，故不忧”（《周易·系辞》）、“知足不辱”（《老子》）和“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庄子》）的思想，根深蒂固，难以改变。三是为宿命论思想的影响。人的命运都是天注定，富贵、贫穷、祸福、疾病、寿夭都是前世所作所为的报应，去争、去拼一点用处都没有，还不如认命，还不如乐天知命。
辩证法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因此，为人处事也要掌握两分法，天下没有盛开百日的花朵，天下也没有不散的宴席。故而一个人在社会中不宜求全，不宜把住自己的既得利益不放，要适可而止，自知满足，在自己的事业达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就急流勇退，这样，必将能够保持人生完美，得以善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