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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余秋雨讲文化
李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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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由新华先锋（出版）（得间）授权掌阅科技电子版制作与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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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每一次的漂泊旅程，都是增长智慧的机遇，每一次在字里行间穿梭，都是荡涤心灵的寄托。读余秋雨散文，就如同读一本轻松的旅行散记，一本厚厚的中国历史；每一次都在跋涉中得到一种抒发，一种寄托，更有万象的人生世态和丰富的个人情感在里面。相信所有读过“余氏散文”的人都会深深地感受到余秋雨先生洞达人情世故的睿智，以及那份中庸和谐的处世态度，特别是他对中国文化精神的阐释，令人为之感叹和折服。
一粒沙可以折射出一个世界，一朵花能够映衬出一座天堂。对于每一个人来说，生命是有限的，但是对于整个人类来说，文化的传承是没有止境的。把无限放在掌心，让永恒来收藏刹那，这是生命永恒存在、亘古不老的原始见证。可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史的文化沧桑在人类的记忆中越磨越淡，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生活圈子，时间磨损了最值得深藏的记忆。本书通过对余秋雨代表作的详尽阅读，综合各界对“余氏散文”的文学见解，从小处着眼，用轻松活泼的笔触体验，来引领读者去领略中国文化广阔的天地与无边的海洋，借以打通中国古今文化的屏障。
几乎每个人都知道，西方有本书叫做《圣经》。圣经文化在中国绝大部分人的思想里生根，也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中国文化系统，对于国人而言，则算是鲜而闻之了。当今中国社会处在剧烈的转型时期，各种文化在不断运动，或融合，或交流，或碰撞，推进着世界的不断前进。中国传统的国学艺术，无论是在民俗、音乐、书法，还是历史、文学等诸多方面，也都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濒近绝迹。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保持住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并加以发扬光大。因此，现在的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需要了解前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了解我们可以继承的传统，以便更好地理解并利用中西方文化资源，进而发掘中国文化的渊博精深。而余秋雨先生就是这样的宝藏，发掘得越深，就越能发现他的珍奇。
余秋雨曾说：“我想，任何一个真实的文明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在心理上过着多种年龄相重叠的生活，没有这种重叠，生命就会失去弹性，很容易风干和挫折。”或许正因为如此，埋首于砖块般典籍中的余秋雨，才突然涌起了向苍天大地释放自己内心深处呐喊的渴望。一直以来震撼着心灵的澎湃思想犹如一阵巨浪，要求超脱现实的束缚，寻求最终的寄托。这是一次岁月人生的不断雕刻，这是一次生命价值的不朽承诺。
余秋雨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打破了传统散文的束缚，创造了新的意与思相结合的文化散文，借山水风物、区域历史来寻求中国文化的巨大内涵与意蕴，以及人格的构成与人生的真谛。他用冰冷的手笔却并不冰冷的文字将地理写成了历史，将历史写成了文学，又将文学写成了最最直白的感受。他不是一个批判家，却无情地在文字间批判着现实社会的残酷无情；他不是一个社会学家，却用敏锐的目光把历史拉回现实，把现实拽向未来；他只是一个文化人，用文化人的细腻感受去体会这人类的天空下遗留下来的魅力、辉煌、丑陋、卑劣……他的散文核心成分是议论，但又多以抒情的笔法来表达，这种抒情与议论的水乳交融，使文中的议论充满了睿智与情趣，使读者总能在理性的思考中获得一种特有的精神享受。可以说，余秋雨的散文，已经跨越了纯文学的界线，走向文化领域。如果读者对余秋雨先生的散文还有质疑，那么就请从本书开始--翻开第一页，从本书对余秋雨作品零星片语的撷取中，用心去鉴赏、去感悟、去摸索知识以外的文化内涵。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21世纪是中华文明开始伟大复兴的世纪。余秋雨曾深情地说过：“在即将跨越这道千年山梁时，不能不回头看看以前的那几道千年山梁……每一道千年山梁上都有中国人的脚印，而且这排脚印没有中断，一直排到今天中国人的脚下。当年我们的祖先身边应该有一些陌路人吧，他们都到哪里去了？他们的脚印消失在何处？他们的身影飘逝于何时？也许，他们还有行李寄放在哪个山洞里了？”……
在四大文明古国中，埃及、巴比伦、印度由于种种原因，其古代文明早已随着岁月的风尘灰飞烟灭、中断衰竭了，唯有中华民族的数千年文明，如此博大而辉煌，虽命运多舛历尽沧桑，迄今却仍然生生不息，凸显出极为坚韧的生命力和非凡的创造力。
余秋雨先生认为文明的延续是生命化的，虽然有的时候乍一看上去只是无生命的木石遗存，但它们却与一代代的生命都能建立呼应关系。翻开人类的历史首页，我们不难发现，洞穴是人类最初的摇篮，那里有我们祖先的白骨、初民的文化，它给了人类最初的温馨和最原始的安全感；后来洞穴又演变成窑、窟，变成了我们的家，变成了众多艺术家发挥艺术才能和抒发感情的地方。同时，人类的精神世界也透过几千年的层层累聚，吐纳了百代的独特秉赋，逐步摆脱了原始的恐惧与困惑，有了自己特有的宗教信仰、故事传说和节庆风俗。随着人类生存能力的提高和意识形态的完善，原始的洞穴文明几经演变，形成了今日的城市文明，这些都饱含了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成为人类文明进程的证据。
从蒙昧到野蛮再到文明，这看上去似乎是一个老而又老的话题，但事实并非如此。当我们在中华文明史的长河中徜徉时，完全可以嗅到史河水里渗透出来的“失落”气息。余秋雨先生告诉我们“蒙昧和野蛮不仅依然存在，而且时时滋生”。作为“飞天的后人”，我们在被莫高窟艺术傲视异邦古迹、吐纳百代的独特魅力所折服的同时，也要寻找那些失落在异邦的“文明碎片”，我们只有正视那场中国近代史上的悲剧，才能反思；傩文化，作为我国历史上曾经盛行过的一种文化风俗、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呈现出中国古代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侧面，反映了华夏民族驱邪纳祥的祈望，也显示出中国传统象征文化的魅力；我们既要保存这种文化，也要塑造中华民族崇尚科学、进取发展的新形象；“比之于山川湖泊、大漠荒原，都市是非常脆弱的。”上海，一个历史不算悠久的城市，在短短的时间里形成了独具自身特色的“上海文明”，中国的城市从古至今，几经沿革，发展到现代，依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的城市还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它天生的脆弱性，还有被消蚀的可能；如果我们的后代面对这些日益窘迫的问题仍然是“全然陌生的目光，那么它（中华文明）也就真正中断了，成了最深刻意义上的‘废墟’”。
余秋雨先生用其艺术史家特有的眼光，和诗人般的语言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中华文明史的伟大而独特的本质特征，并上升到一种深邃高远的思想境界，表现了其强烈的忧患意识。他不断地启发我们要对中华文明史进行反思，要以独持的眼光来对待生活中的一切，去思考人生、历史、世界，因为这里有太多的内涵等待我们去挖掘！
来自洞穴的火光
别有天地非人间
别有洞天，是中国人创造的一个成语。中国人重义轻利，较少痴想洞中财宝，更想以洞穴为门径，走进一个栖息精神的天地。
--《白莲洞》
“洞穴”是一种特征很明显的自然现象。汉语中的“洞穴”一词包括“洞”和“穴”两部分内容：“洞”的本义是指水疾流的状态，是非生命的物理现象；而“穴”则是指生命生态系统中动物栖息的地方和人类的住宅房屋。
早期的人类，如“北京人”、“山顶洞人”等都是居住在洞穴中的。《易经》中记载有：“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这表明，我们的祖先，最初的居住方式为穴居。人类所居住的洞穴具有安全、舒适等优点，其空间特点和结构特征都代表了一种生态文明，反映了人类从动物本性到人类天性的发展。
在汉语词汇中，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些有意义的词汇：“山洞”、“窑洞”、“洞房”、“洞天”、“别有洞天”、“龙穴”、“穴位”等等。《汉典》中，对“别有洞天“是这样解释的：“洞中另有一个天地。形容风景奇特，引人入胜。”语出自唐朝诗人李白的《山中问答》：“桃花流水尧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恰是因为时间的渺远，空间的远隔，许多美好的话题由此而产生。这或许是因为“宇”和“宙”始终是人类无法回避的问题。余秋雨先生在白莲洞里用“温软的手指触摸着坚硬的化石，易逝的生命叩问着无穷的历史。”
揭开人类历史的神秘面纱，我们不难发现，人类最初的摇篮就是洞穴。早在70万年至20万年以前，在北京人还保留着猿的特点的远古时期，北京西南周口店龙骨山山洞里，就保存有古人类生活的遗迹。如此算来，我们的祖先栖居于洞穴之中的历史至少有近百万年。那里不仅埋有我们祖先的白骨，还有我们初为人类的文化。
从类人猿历经演变、进化，发展成为现代人，人类最初的安全感和温馨都得益于洞穴：当时的人类以狩猎为生，在洞穴中他们感到很安全，在洞口生火，这样既能取暖又能让他们烤肉的同时防范野兽的攻击，这是种简单的生活，是当时所有人类的基本生活。在这里，生命得以孕育，种族得以延续。人类文明的探询之路也由此起步，要知道，这条路并不好走，时而波涛汹涌，起伏不定；时而万马齐喑，陷入困顿；时而一马平川，星光灿烂；时而暗流湍生，柳暗花明……但无论何种情形，人类文明总是在洞穴的佑护下、在人类的勤劳中孕育出惊喜。
余秋雨先生曾在白莲洞前感叹“白莲洞要么不进，进去便是半个诗人”。其实，白莲洞看上去和其它普通的溶洞并没有多少区别，余秋雨先生只是把它当成了人类文明的一面镜子，驾驭着神奇的笔墨，先沿着时间的隧道考察过去，随之又升高盘旋，思索着人类当前面临的困惑以及未来的世界。
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阻隔，一切都会成为人类寻求进步的动力。白莲洞原本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溶洞，只是三十多年前，古人类学家的一次意外野外考察，才发现了这个看似普通，实则却和远古人类的发展有着重要关系的溶洞。1980年，柳州市博物馆，在该市西南约十二公里的白面山山腰处的白莲洞中，发观一枚白莲洞人牙化石--属于左侧第三下臼齿。（黄现璠著《壮族通史》）这枚牙齿是在白莲洞的外厅发现的，同时发现的还有哺乳动物化石及石器等。事实上，位于市南郊莲花山上的白莲洞，既没有五彩缤纷的奇峰异石，也没有许多著名溶洞所具有的鬼斧神工，这里只分为外厅和后部长穴道两部分：外厅宽敞、明亮，穴道屈曲，后部开阔。但这里却记载了我们的祖先为了更好地生存，历经磨难，勇敢地走进溶洞，和成群的猛兽进行生死搏斗，抗争、失败、再抗争，最终获得胜利，成为万物灵长的历史。白莲洞作为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是中国第一座洞穴博物馆，里面陈列了大量的古人类和哺乳动物的化石，这些化石表明，生活在大约距今5万年以前的“白莲洞人”已经会缝制衣服，用火和做熟食，形成了白莲洞文化。
如今，洞穴已经发生了变化，有的成了屋、有的成了楼，而陕北的窑洞却一直流传至今。曾经有一首歌这样唱道：“就恋那一排排窑洞，就恋那一道道坎坎，就恋那一道道沟沟，就恋那一条条炊烟……”几句歌词，勾勒出了黄土地域的风貌：沟沟、坎坎、炊烟和窑洞，组合成一个朴实的地区，一幅苍凉的水墨画，一段沧桑的历史。窑洞作为天然的容纳居所，经过千年演化发展，由一支小溪汇聚为江湖，发展为一个大家族。值得肯定的是现代窑洞都是在先祖居住的石窟、土洞基础上不断演绎的结果。
由此，我们不禁想到了陕西一带窑洞里世世代代居住的人们，他们是怎么沿袭下来的？为什么不用砖石或木头建造房屋？是他们有窑洞情结，还是根本无法离开窑洞？其实，那是当地的地质地貌的缘故。当地处于黄土高原，在黄沙里种植庄稼都是一件极其不易的事，更别提建造房屋了。薄薄的一层泥土，一遇到大风，就会被掀起，于是满天尘土飞扬。常年难得下雨，使当地的气候十分干燥，那黄沙泥土，按旧时的烧制技术很难烧成砖瓦。黄沙泥土里的庄稼随时有干枯的危险，树木想必也不容易成活，树少，能建筑房屋的树木自然也少得可怜。而窑洞，只需选好向阳的山坡，哪怕只有十来米高，也能挖出一个洞穴来供人居住。可想而知，这样的洞穴肯定大不了。就因为洞穴大不了，大小形状就像一些烧制陶器的土窑，简单而便捷，因此，这种小洞穴就被称作窑洞了。它们连连系系，珠珠串串，因地制宜，因材而建，形成千姿百态，蔚为壮观的陕北大窑洞体系，屹立于黄土高原上，成为陕北的地标性建筑，也是陕北的名片及代名词。
建造窑洞是一项非常繁浩的工程，深度按五米，长宽各按十五米开挖，净土方量就有上千立方。在没有机械化生产工具的年代，一个人一天按二十立方的运送量计，得花费近两个月的时间，再加上窑洞的开挖和土方运送，可以想象，我们的先民在建造这种窑洞时所付出的劳动量有多大？于是在陕北地区逐步形成了亲戚、好友、家族、乡邻间的互助互帮习俗。谁家红白过事，谁家建房凿窑，谁家夏收秋种，谁家病人卧床，只要招呼一声，都会二话不说，倾其所力，帮之不辞。久而久之，家族村邻，抱团为帮，拔刀相助。重义气、好爽气、显豪气的人格脾性成为他们的一大表征。这可能就是地理环境造化了陕北人的独特性格。
为了采光，窑洞还必须开窗，古代用麻布或粗纸，现代用玻璃，像模像样的窗户，加上简易的木门，一个供人居住的家就形成了。一个山丘短的窑洞可能几米十几米，长的可达百米、数百米，海拔高的也可达几百米，因此当几个几十个窑洞开在同一座山丘时，那一排排、一层层的窑洞，看上去就像城市里的楼房，同样是壮观的；只是在那种壮观里，还给人一种苍凉的、风雨飘摇的感觉。
窑洞前的路，自然也是崎岖而坎坷的，从这家到那家，几乎没有平坦宽阔的路。随处可见的，还有深达几米几十米的山崖，崖下种着高粱、玉米等农作物，因干旱而失去了鲜亮的绿色，显示出一种病黄。巴掌大的一块地里，还能看到几根山芋藤在顽强地生长着。
窑洞人民对任何生活艰辛都不屈服的信念，把他们的梦想带出了尘土飞扬的地带，他们利用自己的年轻和朝气，凭借着辛勤的劳动，离开了祖祖辈辈居住的窑洞。一座座砖石房屋的建造，已经将窑洞人民带离了穴居生活的时代，那些废弃的窑洞尽管被杂草或乱树掩映着，无言地诉说着它们的沧桑和酸涩，但是你仍然要为它们的主人感到高兴。
极具地域风格和特色的窑洞，由于近些年来现代建筑物的发展和替代，已经越来越难寻觅它的身姿了。在陕西西部或南部一些农村还偶尔能找到几孔，看到几间，也是常年无人居住，破败不堪。不免令人生出几分惋惜和凄楚，在往后的几年或几十年，恐怕连它的影子也找不到了，它被历史无情地淘汰了。
时代脚步轰轰然踏进二十一世纪，再没有人去修筑这种下沉式窑洞来居住了，那些原有的窑洞也随着主人的离去在凄荒苍凉中慢慢坍塌遗落，留下几座土坑，几个黑洞。也许有哪个落魄者会找到它躲躲风、避避雨，而后扬起一把柴灰，抹下一把眼水，不再留恋，毅然逃离……
人类凭借着独具的智慧，在从直立行走至今几百万年的时间里，成为了地球的主宰；凭借着勤劳、勇敢，从洞穴中走了出来，过上了今天的幸福生活。然而，文明从这里来，罪恶也从这里出，人类在走出来的同时，也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余秋雨先生是这样说的，“人类自从与它们揖别，闯出洞口，真无一日安宁。凶猛的野兽被一个个征服了，不少伙伴却成了野兽，千万年来征战不息。在这个洞中已经能够燃起火炬，在洞外却常有人把火炬踩灭，把寥廓的天地变成一个黑洞，长年累月无路可寻。无数的奇迹被创造出来，机巧的罪恶也骇人听闻。”人类的进步确立了自身在大自然中的统治地位，但是，人性中丑陋的一面依然存在，有时还会占上风。
从古至今，始终有极少数人，为了个人的、集团的、区域性的利益，不断地制造与世界潮流不和谐的音符，对整个人类利益进行践踏，罪恶、暴力和战争时有出现。余秋雨先生在《两难的实验》中说道，“现在，我国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面临着一发而动全身的危险处境，一系列全球性法规的制定已不可拖延。以自由市场经济为最终驱动的发展活力、以民主政治体制为理性基座的秩序控制，能否在全球范围内取得协调并一起面对危机？时至今日，各国热衷的仍然是自身的发展速度，掩盖了一系列潜在的全球性灾难”。可想而知，人们在享受社会进步和现代文明成果的同时，也品尝着自己酿造的苦酒，这不能不让有正义感和良知的人们感到困惑。
穿越现实的门径
桃花源，是对恶浊乱世的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十分平静，默默地对峙着，一声不吭。
--《白莲洞》
从水域到陆地，从树上到树下，从洞里到洞外，人类的发展史从来就没有停歇过。从进入文明时代那一刻起，人类便从洞穴中搬了出来，由血缘和土地将他们联系在一起，或栖于茅舍竹篱，或居于楼台亭榭。然而从古至今仍不乏眷恋、追逐着洞穴生活的人们。
一千五百年前的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就是最好的例证。陶渊明，名潜，字渊明，世称靖节先生，自号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潜，是我国著名的田园诗人，散文家，被尊称为隐逸诗人之宗，开创了田园文学潮流。他的诗文充满了田园气息，他的名士风范和对生活简朴的热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文人。他是个生性热爱自然，不喜拘束的人。正如他《归园田居》中写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朦胧中，我们似乎看到一个身披蓑衣、脚穿草鞋，肩荷锄头的清瘦诗人正从山上悠然而下。这样一个原本就没有迁就世俗的个性，生来就酷爱山川自然的人，却让他做不喜欢做的，让他听不喜欢听的，让他说不喜欢说的，以致于让那志气高扬的灵魂还要堕落在肮脏的红尘俗事中，非让他去做官，每天逢场作戏、官场酬酢，那肯定是难受得很。
殊不知，早年的陶渊明也不免落俗。他幼年时家道中落，生活非常清贫，也曾想通过仕途改变现状，于是怀揣着单纯的理想在漫漫仕途之路上下求索，虽饱读诗书，颇有为官之才，但“大济苍生”的宏伟抱负却始终得不到施展，先后只是做了一些小官，而且时间都不长。最终因为无法忍受官场习气，发出一声“田园将芜胡不归”的感慨，挂印辞官，结束了浅淡的仕途生涯，回到家乡，过着“躬耕陇亩”的生活。当他真正抛弃了所谓的“功名利禄”之后，一个无限舒展的世界便向他敞开了。
他渴望开凿一个精神的洞穴--梦想中的桃花源，好让他避身其中，逃离现实。这篇千古名文《桃花源记》说的是武陵地方的一个渔夫，沿着一条小溪航行，忽然看到山中有一个洞口，就丢下船只从这个缺口中进去，发现了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里，土地平旷，房屋整齐，人民生活古朴自然而富裕，男女老少熙熙为乐。看到渔人，人们大吃一惊，纷纷请他回家吃饭饮酒，自称是祖先为了逃避秦朝的战乱，躲进桃花源生活。这些人不知道秦以后有过汉朝，汉朝以后又有了晋朝。渔人在桃花源住了几天想家了，就和这里的人告别，出了桃花源。等他以后再去寻找，却如何也找不到了。这个幻想中的桃源世界，对生活在虚伪黑暗、战乱频繁、流血不断的现实世界中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令人神往的。陶渊明用简净的笔触，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桃花源的气氛，使文章极富感染力。然而，这种理想的境界在当时的社会中是不存在的，只是作者不满黑暗现实的一种精神寄托罢了。
对于在此用“逃离”来形容陶渊明，林语堂先生是持否定意见的。林语堂先生认为“他想要逃避的是政治，而不是生活本身”。他认为陶渊明是中国整个文学传统上最和谐最完美的人物，谈到陶渊明对后世的影响，林语堂先生说：“他不曾做过大官，没有权力和外表的成就，除一部薄薄的诗集和三四篇散文之外，也不曾留给我们什么文学遗产，可是他至今日依然是一堆照澈古今的烽火，在那些较渺小的诗人和作家的心目中，他永远是最高人格的象征。他的生活是简朴的，风格也是简朴的，这种简朴的特质是令人敬畏的，是会使那些较聪明较熟悉世故的人自惭形秽的。他今日是人生的真爱好者的模范，因为他心中反抗尘世欲念的念头，并没有驱使他去做一个彻底的遁世者，反而使他和感官的生活调和起来”。鲁迅先生也说，“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而我们更多人之所以能记住陶渊明的名字，正是因为那篇《桃花源记》。对于这篇《桃花源记》为什么能轰传百代，余秋雨先生认为，关键“就在于它开凿了这样一个洞口”，一个通向理想国的洞口。从此这个默默开放的洞穴，被埋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底。余秋雨先生在《白莲洞》中说“桃花源，是对恶浊乱世的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十分平静，默默地对峙着，一声不吭”。
在这个挑战之后，有一个挑战却是响当当的。这个挑战为世人所流泪，它的始作俑者就是中国历史上福气最好的大皇帝--乾隆。清朝的乾隆皇帝是一个有趣的帝王，一个真正的唯我独尊的皇帝。他在位期间统治着一个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近3亿人口，写出了超过44000多首所谓的“诗”和数千散文，而且，他还是一个音乐家，一个水平出众的书法家，也是一个热心的三流画家。作为统治者他事必躬亲，对行政事务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他亲自签署其政权所颁发的每一条法令，并在中国进行了超过150次的长时期民间巡游、会见、探访和核查，以保证地方官员对他言听必从。但同时，他也大兴文字狱，宠幸大贪官和砷，六下江南游逸挥霍，耗尽国力民财……余秋雨先生在《一个王朝的背影》中这样评价乾隆“乾隆靠着人才济济的智力优势，靠着康熙、雍正给他奠定丰厚基业，也靠着他本人的韬略雄才，做起了中国历史上福气最好的大皇帝。”
乾隆在位期间做了一个怎样的挑战呢？那就是“闭关锁国”。1793年英国使团来华，并提出了一系列双方贸易方案，先不说对方目的如何，乾隆皇帝不仅没答应，还把已经开放的港口也关闭了起来。“好大喜功的乾隆把他的所谓‘十全武功’镌刻在避暑山庄里乐滋滋地自我品尝，这使山庄回荡出一些燥热而又不详的气氛。”他独自沉浸在中华古老文明的夕阳余晖之中，浑然不知日之将暮、寒鸦凄迷。以致历史上对乾隆皇帝的评价向来是有功亦有过，人们无法忘记那段把国人封锁在“洞穴”中、与世隔绝的历史。
也许正是因为闭关锁国的悲剧太苦涩，致使它留下的阴影历经百年而不退，至今仍让国人耿耿于怀。余秋雨先生在《借我一生》中说，“我们再也不要躺在‘四大发明’上沾沾自喜了”。“中国由于长期封闭，不仅基本上没有参与近代文明的创造，而且对西方世界日新月异的创造态势也知之甚少。结果，直到今天，组成现代生活各个侧面的主要部件，几乎都不是中国人发明的，而我们的下一代并不能感受此间疼痛，仍在“四大发明”和其他零星“国粹”中深深沉醉。这种情形，使文化保守主义愈演愈烈，严重阻碍了社会发展的步伐。”针对上面的问题，余秋雨先生在《迷昧和保守》一文中提出质疑并做了回答，“一种在辉煌时期都缺少变化的文明，怎么能在以后正常发展呢？当主体文明不再具有创造力，那么，只要特殊的保护因素一旦失去，就必然会让位于低层文明、原始文明，就像印度在戒日王之后便出现了佛教渐渐让位于印度教的势头。”这些年来，虽然我们已经走上了复兴之路，但我们似乎还是没有摆脱这种惋惜的心态。
人类进入高度文明、发达的现代社会，对洞居生活又有了新发现、新认识。科学家们对山西省住窑洞而得以长寿的人，进行了50年的研究后得出结论：他们之所以长寿，是因为窑洞生活方式带来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那些修仙求道的人多在洞中修炼，其中有很多人又得以高寿的原因。相传江西庐山的仙人洞，就是八仙之一的吕洞宾修炼的地方。
从洞里走出来，又从洞外走进去，再从洞里走出来。刚刚摆脱困惑，又陷入新的困惑之中。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的态度又当如何？余秋雨先生在《白莲洞》做了最后的回答：“既然人们还得返回黑洞，为什么还要披荆斩棘地出来？出来，就是要自由地享用这个宽阔的空间；出来，就是要让每个生灵从精神到筋骨都能舒展；出来，就是要让每个个体都蒸发出自己的世界。这样，当人们重进黑洞，才不会对着蝙蝠和盲鱼羞惭。”
丹青石壁似竹简
罹难的“荷马史诗”
莫高窟可以傲视异邦古迹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一千多年的层层累聚。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一千年而始终活着，血脉畅通、呼吸匀停，这是一种何等壮阔的生命！一代又一代艺术家前呼后拥向我们走来，每个艺术家又牵连着喧闹的背景，在这里举行着横跨千年的游行。纷杂的衣饰使我们眼花缭乱，呼呼的旌旗使我们满耳轰鸣。
--《莫高窟》
小时候，我们经常在不同的场合看见关于石窟壁画的画册或是图片，但由于那些绘画模式以及表现内容都离我们的生活太远，因此未曾过多留意。但当我们真的走近敦煌，靠近莫高窟时，还是不禁深深地被她震憾了，她的崇高似乎早已被历史唤醒。
石窟是一种就着山势开凿的寺庙建筑，里面有佛像或佛教故事的壁画，来源于印度佛教。因为佛教提倡遁世隐修，所以僧侣们常选择在崇山峻岭中比较幽静的地方开凿石窟，方便修行。最初的中国石窟是仿印度石窟开凿的，多开凿于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魏晋、隋唐时期是凿窟的鼎盛时期，特别是在唐朝，修筑了大量大石窟，唐代以后则逐渐减少。
石窟艺术可以说是一种宗教文化。它既吸收了印度宗教建筑的艺术精华，又融汇了中国绘画和雕塑的传统技法和审美情趣，反映了佛教思想传入中原及其汉化过程，也曲折地反映了各历史时期、各阶层人物的生活景象，是研究我国社会史、佛教史、艺术史及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珍贵资料。
我国现存的主要石窟群均为魏唐之间或宋前期作品，主要分布在新疆地区（古代的西域）、甘肃西部（古代河西地区）、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地区，在南方也有一些零星分布。新疆是中国接受佛教较早的地区，最早的石窟拜城克孜尔石窟就在此地。
中国汉传佛教石窟的内容十分丰富，其辉煌的艺术成就为世界所瞩目。举世闻名的敦煌莫高窟，是佛教东传的特定产物，它继承发展本土汉晋艺术传统，吸收南北朝、唐宋美术艺术流派的风格，又不断接受、融合域外印度、中亚、西亚的艺术风格，充分体现了东西两种文化的交融，以独特的身份完成了联接东西两端佛教石窟艺术体系的重大使命。
公元前二世纪，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打开了通向中亚、西亚的陆上交通，“丝绸之路”由此开启。千百年来，碧天黄沙的丝路贯通着中西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而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南枕祁连，襟带西域，前有阳关，后有玉门，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丝绸之路上。汉代起敦煌即为辖六县之郡，贸易兴盛，寺院遍布。东汉大家应劭称：“敦，大地之意，煌，繁盛也。”多年来，祁连山雪水滋润着这颗明珠，让它千年不衰，在沙漠侵袭、包围中生机盎然。两千年后的今天，这一“繁盛大地”以其拥有的举世无双的石窟艺术、藏经文物而成为人类最伟大、最辉煌的历史文化遗产之一。
莫高窟作为敦煌石窟的象征，余秋雨先生说，“在别的地方，你可以蹲下身来细细玩索一块碎石、一条土埂，在这儿完全不行，你也被裹卷着，身不由主，踉踉跄跄，直到被历史的洪流消融。在这儿，一个人的感官很不够用，那干脆就丢弃自己，让无数双艺术巨手把你碎成轻尘”。在灿烂的阳光下，莫高窟背倚苍凉的鸣沙山，在高大的白杨树掩映下向世人绽露着神秘的微笑。古老而怆然的岁月，让固封的淳朴开放为久违的花香。如果把莫高窟历经的风雨比作一道万世经传的长诗，那么它的第一句是令人落泪的。重述那段历史，对今天的我们，意味着文化价值的存续。
敦煌莫高窟与麦积山石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和河南龙门石窟并称为“中国的四大石窟”。其中，莫高窟又名“千佛洞”，位于我国西部甘肃省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鸣沙山的崖壁上。这里全年日照充足、干燥少雨、四季分明，昼夜温差较大。举目望去，在长达一千六百多米的岩壁上，层层排列着数百个洞窟，像千门万户鳞次栉比，又像无数蜂房错落镶嵌。一条泉河蜿蜒穿过，呜唱着汩汩欢歌。简直令人难以相信，在茫茫戈壁中，竟会奇迹般地出现这么一片美丽可爱的绿洲。
莫高窟最初开凿于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那一年，一位叫乐樽的和尚风尘仆仆地云游到此，夕阳从鸣泓山斜照到对面布满云母的三危山上，映射出万道金光。乐樽和尚产生幻觉，仿佛看到千尊神佛时隐时现，他以为佛祖显灵，决意在这片圣地上驻锡礼佛。于是，他在面对着三危口的鸣沙山最东端开凿了一个佛窟，“架空镌岩，大造佛像”。从此，那些躲避战乱、受雇于此的民间艺人，苦孤诣，丹蘩妙化，手中驱山走海，笔底咳云吐雨，描述了难以计数的彗动离奇的佛经故事，塑造了数千尊神态逼真的佛像，或为积善成德，或为福禄长久，或求丰衣足食，或求旅途平安，繁浩、精细的工程延笃了十个朝代，历时一千多年。至元代（公元1271-1368年）方基本结束，其间经过连续近千年的不断开凿，使莫高窟成为集各时期建筑、石刻、壁画、彩塑为一体的艺术殿堂。这些壁画彩塑技艺精湛无双，被公认为是“人类文明的曙光”，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庞大、内容最丰富、历史最悠久的佛教艺术宝库。面对漫长的修建历史，余秋雨先生在《莫高窟》中感慨地说，“比之于埃及的金字塔，印度的山奇大塔，古罗马的斗兽场遗迹，中国的许多文化遗迹常常带有历史的层累性。别国的遗迹一般修建于一时，兴盛于一时，以后就以纯粹遗迹的方式保存着，让人瞻仰。中国的长城就不是如此，总是代代修建、代代拓伸”。对于洞内的壁画，余秋雨先生说“不管它画的是什么内容，一看就让你心底惊呼，这才是人，这才是生命”。
莫高窟在千年的岁月更替中，是理想的佛门静地，静静的，只有轻轻的诵经声伴着缭绕的袅袅青烟。夜阑人静，佛者青灯黄卷物我两忘，真是肉身和心灵的理想天堂，是超凡脱俗的极乐世界。这种理想的沉寂一直持续千年。这是何等的好，这是何等的妙。按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话讲：我们在进行科学或哲学思维时，思考仍停留在意识形式之内，而古印度哲学似乎是超越意识形式的，追求一种超验的体会。正是这种古哲学氛围滋养了佛祖，使他在深思49天后的一个美丽夜晚终于获得了觉悟。主张人们以慈、悲、喜、舍四种“无量心”面对世界，通过无限的慈悲、怜悯、宽容和善意使这个世界趋于平和。
但是，清朝末年，中国的封建制度已经到了行将就木的时候，没有人愿意再把心思放在这么一块荒僻的地方，莫高窟就此喧哗了。一个叫王圆箓的逃荒道士接过了敦煌的这块瑰宝，在这里安下了家，成了守窟的人。这是历史的不幸，也是中国文化的不幸。余秋雨先生曾在《美的无奈》中说过，“天下文明的沦落，不一定是由于地震或战争”。莫高窟的浩劫就验证了这句话。这个王道士他身上保有着中国人的良好修养：勤劳、好客。每天早上，都要用挂在腰间的钥匙打开洞窟的铁锁，仔细地审看，是否有什么地方不符合他一个道士的身份。至少那些彩绣辉煌的飞天就不合适，于是，找来匠人，粗略地改造了一下，五颜六色的墙壁经白灰一粉刷还真亮堂。1900年的一个早上，这个王圆箓打开了一个藏有从公元四世纪到十四世纪历代经书文物的洞穴。这些文物每一件都价值连城，这次发现被誉为二十世纪初中国考古学上的一次重大发现，此后又由此发展出著名的“敦煌学”。可是王道士好客啊，为了招待远方的来客，他只收取了几个小小的铜板，就让这些原本愿意为之送命的强盗轻而易举地用牛车载走了一批又一批的经卷。余秋雨先生在《文明的碎片》的题叙中说过，“最大的悲剧，莫过于把并不存在的文明前提当作存在。”可是，对于存在的文明视而不见，一文不名，又何尝不是悲剧呢？一拨又一拨的外国人来了，有人掀走了壁画，有人搬走了雕像，有人运走了经书，有人拿走了织绢和绘画。俄国的、日本的、匈牙利的、法国的……他们拉走了一箱又一箱，拉走了一车又一车。莫高窟在哭泣，在西北苍凉的风中耸动柔弱的肩无助地流泪。
余秋雨先生说，“中国历史太长、战乱太多、苦难太深，没有哪一种纯粹的遗迹能够长久保存，除非躲在地下，躲地坟里，躲在不为常人注意的秘处。”经过千年风雨和数次劫难后，莫高窟已千疮百孔，一幅一幅壁画被揭去，菩萨美丽的头颅不翼而飞，墙壁上到处都有流沙的划痕和人为的破坏。
莫高窟的劫难，不仅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破坏，应当说，它是整个人类的劫难。这种恨意，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余秋雨先生在《文明的碎片》的题叙中说，“剥除文明的最后结果，就是容忍邪恶，无视暴虐，文明被撕成了碎片，任人搓捏和踩踏。人类历史上一切由人类自己造成的悲剧，大半由此而生”。这不禁让我们思索：我们该如何保护这灿烂的文化？
那些失落的碎片
文明易碎，文明的碎片有可能被修补，有可能无法修补，然而即便是无法修补的碎片，也会保存着高贵的光彩，永久地让人想像。能这样，也就够了。
--《乡关何处》
余秋雨先生曾为“我们是飞天的后人”、为我们“至今轰传的历史胜迹，总是生生不息、吐纳百代的独特秉赋”而骄傲不已。面对瑰丽的敦煌莫高窟，百年前的王道士没能守住它，虽然余秋雨先生也已将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泻了，但是连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余秋雨先生说“不幸由王道士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而如果换另一个有文化的人来当家，悲剧似乎就不会发生了。当然，我们首先要正视这场中国近代史上的浩劫和悲剧，唯有正视历史，才能反思。历史已翻过新的一页。大量敦煌文物的流失，不止是民族的屈辱，也给专家们研究华夏文明史带来了阻力。但令人欣慰的是：敦煌的辉煌仍然在中国，敦煌学仍然在中国。“道士塔”作为民族文明的耻辱和衰败的象征，虽已成为历史却足以鞭策每一个中国人：决不能重蹈覆辙。余秋雨先生在《简单与自然》中说，“现在我们已经不可能抹去或改写人类文明史，但有权利总结教训”。
华夏文明史是世界文明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段华彩乐章。以书画典籍、工艺珍品等文物为代表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是中国留给世界的宝贵艺术财富和文化遗产。而今，它们仿佛一颗颗珍珠，撒落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艺术馆以及私人收藏中。余秋雨先生在《千年一叹》的自序中说：“这种抚摸经常会引发苦思：作为我们的生命基座，中华文明也伤痕累累，却如何避免了整体性的崩坍？这种避免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哪些代价是正面的？哪些代价是负面的？过去的避免能否担保今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