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先生曾用“抽象”来形容这条大河，觉得它与自己心中的那条河特别亲近，他曾幻想自己坐着狗拉雪橇行驶在冰封的黑龙江上。“一条梦中的长河，一个同姓的船长，一番奇异的亲热，加上那次幽默的搁浅后的酣畅沉睡，沉睡在中华大地北端界河的中心，沉睡在天苍苍、水泱泱的彻底寂静中，这一切，我都归因于自己与河流的神秘缘分，尤其是与黑龙江。”黑龙江，这状如游龙的大江，有着奇美的景色。黑龙江从恩和哈达开始，由西向东不停的奔流。从依西肯开始，自西北向东南流，到萝北后，又开始由西向东北方向流淌，进入俄境后，由南向北流，直抵大海。如九曲回肠，蜿蜒曲折。黑龙江，这源远流长的大界河，有着神奇的魔力。他让每一个见到她的人，都会产生一种无以复加的敬畏、敬爱和敬仰。
每个人的童年都有对一条河模糊而神秘的记忆，在每个人的记忆深处也都有一条难以割舍的大河。实际上，余秋雨先生正是将黑龙江比拟为自己的人生长河，原因在于他既留恋霜冷长河的雄伟长卷，又向往收获后的宁静安详。也正是因为这种对于河的特殊理解，余秋雨先生才愿意以霜冷长河的图景为背景，来谈论人生、探讨人性，特别是谈谈饱经风霜而冷峻的中年人生。他在自序的末尾提到：“到今天早已明白，自己一生是来寻找河流的，一旦找到，就等候那个季节。这种寻找和等候，将会一直延续下去，但我已不再心焦，因为我已经一次次地找到、等到，并把找到、等到的图景，描绘给别人，赠送给读者。”
一方水土一方人
最让人动心的是苦难中的高贵，最让人看出高贵之所以高贵的，也是这种高贵。凭着这种高贵，人们可以在生死存亡线的边缘上吟诗作赋，可以用自己的一点温暖去化开别人心头的冰雪，继而，可以用屈辱之身去点燃文明的火种。他们为了文化和文明，可以不顾物欲利益，不顾功利得失，义无反顾，一代又一代。
--《流放者的土地》
悠悠的岁月如同滚滚江水，渐渐远逝。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不仅有气势磅礴的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嫩江水域；有风景秀丽的镜泊湖、五大连池；还有连绵起伏的大、小兴安岭；有沃野千里的松嫩平原；有绿草如茵的天然牧场，这些无不勾勒出一幅幅绚丽多彩的画卷。而最壮美的则是黑龙江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勤劳勇敢的东北人。
如果你与东北人聊天，你会被他们热情，磊落，敢爱敢恨的性格所折服，许多人都期望有一天能亲自踏上这片土地，感受一下东北土地所蕴藏着的热血与神秘。余秋雨先生在《流放者的土地》里谈到，他在刚踏上这片著名的土地上时，首先带给他的便是惊喜和甘甜，他打量起眼前的土地，觉得这里的天蓝得特别深，因此把白云衬托得银亮而富有立体感。
但这片土地在清朝时并不被人看好，涉猎清史，我们可以发现东北原来是封建统治政权用来流放犯人的地方，这听上去有点令人毛骨悚然，可要知道，这些流放的犯人以“文字狱”，科场案的名仕居多，大多数是株连者。这些流放者枷锁千里，一路上跌跌撞撞，好不容易到了流放地，男的做苦力，女的做娼寮，结果并不好。清朝诗人丁介曾写过这样两句诗：南国佳人多塞北，中原名士半辽阳。这样一片美丽的土地竟然与文人的人间炼狱联系在一起，听上去，让我们的神经有点脆弱，实在不想再过多回顾这段历史。或许也正是这些文人在苦难中的决绝，为这片土地带来了坚定的意志。余秋雨先生在《流放者的土地》中是这样评价东北人的：“今天东北人的豪爽，好客，重友情，讲义气，一定与流放者们的精神遗留有关吧。流放，创造了一个味道浓重的精神世界，竟使我们得惠至今。”
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也是发生在这片沃土。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侵占了东北三省，炸死了被称为“东北王”的张作霖，犯下了滔天罪行：平顶山的居民被无原无故的活埋；七三一部队的残酷迫害；白色恐怖下的东北被折腾的血痕累累。东北人民抗战十四年，终于结束了抗战，赶走了日本侵略者，结束了这段可怕的生活。
提起这段历史，总会让我们想起一个人，他在历史上是一个倍受争议的人物，诸多骂辞的背后，他分辨是非，认清敌我，力排众议，坚决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的统一。他是现代版的袁崇焕，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他在政治舞台上沉寂了很多年，恢复自由后又流落他乡。随着时间的流逝，对他人们本应会渐渐淡忘，但是岁月在这位百岁老人面前似乎失去了作用。他不是罪人，他也不是背叛者，他是功臣，周恩来称他是“千古功臣”，他就是少帅张学良。
张学良对中国的最大贡献，莫过于东北易帜。1928年，在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执掌了东北军政大权。面对日本人的步步紧逼，张学良毅然决定倒向南京，青天白日旗在东北飘起。从此，中国实现了辛亥革命以来的第一次统一。尽管这个统一还有许多问题，但在民国史上却是划时代的。易帜以后，张学良积极对抗日本，在他的主持下，东北各省设立了国民党省党部，拒绝延长日本的租借地，禁止当地群众为日本人工作，以制止日本人在东北的矿山开采和森林采伐。在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下，东北有大量日籍朝鲜人失业，山东（特别是青岛）的日籍朝鲜人则大量移民东北，加剧了南满株式会社的危机。正是这一局势，使日本人把南满株式会社的危机看作是中国人排日的结果。特别是日本军队的极端分子，为了保住日本在东北的侵略权益而挑起了“九-一八”事变。
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的不抵抗，正是困扰了他一辈子的奇耻大辱。但没有任何后盾仅仅靠东北的力量，能同当时如狼似虎的日本作战吗？在这一问题上，张学良决定服从大局、服从中央。而此时的中央，根本没有对日开战的实力和准备。不论有什么理由，不抵抗是民族耻辱。抵抗打不过，也是民族罪人，这种两难之火，烤炙着张学良的良知。后来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也正是基于此。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张学良冒着杀身之祸，与杨虎城将军一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全民族抗战局面的最后形成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在西安事变中，张学良曾同周恩来总理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周恩来对张学良的胆识和爱国热情、民族气节是大为称颂的，对其思念长达40年之久，曾三次为其泪流满面。
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张学良请来周恩来，使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1936年12月25日，在没有通知周恩来的情况下，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周恩来闻讯后亲自来到机场，想阻止张学良这一行动，但是当他赶到机场，为时已晚，飞机已经起飞，周恩来仰望天空，泪流满面，连声呼唤：“张汉卿、张汉卿！”后来周恩来叹息地对人讲：“唉！汉卿是看《连环套》那样的戏看坏了，现在不但要‘摆队送天霸’，而且还要‘负荆请罪’啊！”1946年国共两党在重庆和平谈判时，周恩来副主席再次提到了被囚禁的张学良将军：“只可怜那个远在息烽钓了十年鱼的人，他这十年钓鱼的日子不是容易过呀！……”当时听了这番话的人都十分难过，周恩来眼里更是闪动着悲凉泪花。1961年12月12日，周恩来总理开招待会，邀请在京当年参加西安事变的东北、西北军的诸位同志，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解放军海军参谋长)给周总理敬酒，泣不成声。周恩来为人最重感情，想到张学良的际遇，热泪潸然而下，邓颖超同志举杯说：“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周恩来说：“我的眼泪代表中国人民，不是我个人的。”
可以说，张学良是现代爱国主义者的典范，尽管在这漫漫的爱国主义征程中也有过挫折，但瑕不掩瑜。1990年，张学良将旧作《谒延平祠》寄给吕正操，云：孽子孤臣一稚儒，填膺大义抗强胡；丰功岂在遵明朝，确保台湾入版图。余秋雨先生在《废墟》中曾提到“诚恳坦然地承认奋斗后的失败，成功后的失落，我们只会更沉着。”张学良虽然在西安事变后被囚，但这并不意味着失败，他本人也没有在失落中低迷，而是借郑成功的例子表明了自己的志向。他对于自己亦有评价：不怕死，不爱钱，丈夫决不受人怜，顶天立地男儿汉，磊落光明度余年。张学良为祖国和平统一，为东北的建设，为抗日复土的民族解放大业所立下的丰功伟绩，以及那种心地纯洁的爱国主义和举世罕见的自我牺牲精神将永垂青史。
诉不尽的黄河缘
波澜壮阔走西口
他们把迷惘的目光投向家乡之外的辽阔天空，试图用一个男子汉的强韧筋骨走出另外一条摆脱贫困的大道。他们几乎都没有多少文化，却向中国古代和现代的人生哲学和历史观念，提供了不能忽视的材料。
--《抱愧山西》
一曲荡气回肠的古老山西民歌《走西口》，据说已经流传了一两百年。这首歌不但山西人会唱，山西邻近的内蒙、陕西，甚至更远一点的宁夏、青海、甘肃也有许多人会唱。为何这首民歌传播如此之广？为何这首歌如此哀伤离愁？这就要扯出一段厚重的历史，这段历史包含着成千上万人的命运，而他们的命运又或多或少地和那个叫“西口”的地方有关系。
万里长城九重关，到底哪里是西口？最初的西口，实际上是长城上的一道关隘，位于山西、内蒙古交界处的右玉县，真正的名字叫作“杀虎口”，这里就是最初的西口。《清史稿》中也有记载，称杀虎口为“西口”。在民间杀虎口还有“小北京”的称呼。
杀虎口关楼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初名参合径，唐称白狼关，宋称牙狼关，明代为防止北方匈奴南侵中原，故更名为杀胡口。历经千年风雨仍旧巍然的关隘，记载着金戈铁马、烽火狼烟、沧桑玉帛、世道兴衰……清朝康熙皇帝西征回归途经杀胡口，为缓和蒙汉矛盾，特意挥毫改“胡”为“虎”，“杀虎口”地名由此而来。从此，杀虎口烽烟散尽，关门开放，成为山西移民和晋蒙文化交流的大通道以及通商互市的集散地。
在明代时，为了防止蒙古骑兵南下，这里曾驻扎了大量军队。明朝和蒙古部族关系缓和之后，它又被开辟为双方贸易的市场。走西口，大概是在明代的中期开始，截止时间大概到清朝末年，其中的高潮应该是在明末清初，这个时候数量最大。前后持续了将近三百年左右，而且应该说走西口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由于山西当时人口比较多，所以生活比较困难，人口外迁；另一种情况是一部分人走西口，是为了适应内蒙边际的需要，到口外去发展商业，发展贸易，以至发展成了后来的票号。所以走西口这个现象，实际上就是中国移民的一个部分。
在明清时期，山西的雁北地区地处晋西北高原，人口较多，土地贫瘠，生活比较困难。在当地流传有这样的歌谣：“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苦菜。”当时之寒苦可见一斑。明末清初，长城北端是人烟稀少的沙漠荒原，南部中原是连年干旱，饥荒频发，迫使无数山西难民背井离乡“走西口”。于是山西人口外迁，进入塞北沙漠垦荒谋生。内地人把从杀虎口等长城沿线进入内蒙古草原地区叫走西口或走口外。位于晋西北高原黄河大拐弯处的河曲县，是当时走西口的重要码头。山西、陕西、河北等地的农民为生活所迫，远赴察哈尔、绥远等地，即今内蒙古中西部乃至更遥远的地区垦荒、挖煤、拉骆驼、做小生意。据专家考证，明末清初，在归绥地区定居人口中，有七成来自山西移民，形成了许多以山西地名命名的村落。
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个皇帝，先后出兵平定西北叛乱，杀虎口又成了供应大军粮草的后勤基地。从1690年开始，通往杀虎口的路上热闹了起来。路上走着一批批奔赴前线的士兵和跟随部队前进的商人。康熙皇帝亲率八万大军深入草原腹地，军粮供应成为决定战事胜败的关键，但是由于战场与后勤基地之间相隔万里，运输线路又要跨越茫茫草原、浩瀚沙漠，在当时的条件下，大宗货物的运输完全是靠人力和畜力来完成，运一石军粮要耗费120两白银，开支太大。当朝廷为此事一筹莫展之际，有地利之便的山西商人范毓宾看到这个巨大的商机，主动请缨随军挑担运送军粮和补给，于是成千上万正愁没饭吃的山西农民离开土地，拉开了大规模“走西口”的序幕。
战争结束后，这里成为山西人进入西北地区的门户。由于来往的客商很多，甚至造成了这个地方一度的商业繁荣。杀虎口的变迁，其实可以看做明、清山西历史的一个缩影。如果我们站在整个中国的角度打量山西，就会发现，山西北邻蒙古草原，南边紧挨着中原腹地。草原上的牧民需要农民种的茶、纺的布，中原的农民种地也少不了牧民放的牛、养的马。这种相互的需要，必然会造成商业的往来，如果商业往来被人为阻断的话，就只能以战争的方式来解决。在这里，山西的地理位置起了很大的作用，像北京，还有其他地方，一直到西北边疆去的大通道，山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门户。在这么个大形势之下，山西的走西口的群体就有了方向。
走西口是因为穷。“无平地沃土之饶，无水泉灌溉之益，无舟车渔米之利，乡民惟以垦种上岭下坂，汗牛痛仆，仰天续命”。当一方水土，不足以养活一方人时，就只能走出去，民歌《走西口》便在村头、路边响起来。它的歌词其实是妻子送别丈夫，少女告别情郎时说的一些家常话。因为分别之后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见面，所以叮嘱的就多一些，生怕有什么自己想不到的地方。中国有句老话叫“十里不同音”，说的是民歌有很强的地域性。之所以西北许多地方的人会唱《走西口》，是因为许多山西人曾到过这些地方，他们中的一些人一直在唱这首歌，时间长了，当地人也学会了。歌曲反映了旧社会陕西、山西一带贫苦的劳动人民迫于生计，离乡背井，到包头、河套一带谋生的情形。
余秋雨先生在谈论到晋商时说“山西商人本来就是背井离乡的远行者”，再舍不得走，咬住牙也还得走，因为想着有一天一定要再走回来。后来有人真的回来了，要么是因为老了，要么是回来接走老婆和娘亲，甚至还有有去无回的悲惨景象，但是，还有更多的人加入了“走西口”的队伍。一首民歌竟扯出一段如此厚重的历史，这段历史包含着成千上万人的命运。而今天他们的子孙还在继续着“走西口”。
晋商走西口的结果之一是带动了北部地区的繁荣和发展，使这些地区与内地经济一体化。这些地区人口剧增，形成商业中心。“先后复盛公，后有包头城”，说的就是晋商对这些地区开发的推动作用。包头，现在是内蒙古草原上最大的城市之一，人口超过两百万。在一百多年前，这里还只是个叫包克图的小村子。包头人说，因为山西人到这里做生意，才一点一点有了今天包头城的雏型。复盛公就是山西一户姓乔的商人在一百多年前开的商号的名称。
在走西口的过程中山西也形成了一批富晋大户，除了以前说到的蒲州王崇古、张四维家族外，今天我们所熟知的乔家、渠家、曹家等富商都是走西口而富的。山西太谷人王相卿和祁县人张杰、史大学的大盛魁一直繁荣到清末。在关东贸易中成长起来的以范家为代表的八大家，是清代著名的皇商。在走西口中富起来的山西人无计其数，山西成为明代中国之首富。
现在在杀虎口，上百年的老房子已经所剩无几，年轻人大都外出谋生，全村人口只剩下五六百，大街上难觅人影。杀虎口前用黑石铺就的西口古道上，深深的车辙仍在，曾经的故事永远藏在了车辙里。杀虎堡残墙外面种着的玉米已有一人多高，瓦蓝瓦蓝的天空下，绿色的玉米与土色的残堡对视着，沉默无言。
表里河山山西人
山西商人能快速地打开大局面，往往出自于结队成帮的群体行为，而不是偷偷摸摸的个人冒险。
--《抱愧山西》
三晋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三晋大地，表里河山，人杰地灵。两千多年来，山西毗邻皇城，位于繁华富庶之地，虽然从未有人用“山清水秀”来形容过山西，但是山西有山、有水。更值得一提的是，这片古老的土地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留名史册的著名人物，他们就如历史长河中灿烂的群星，放射出耀眼的光芒。这片土地和水源塑造了他们的行为和气节，缔造了他们的才华和成就，他们团结拼搏的精神为当世、乃至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
余秋雨先生在《仁者乐山》中谈到，“就人生而言，应平衡于山、水之间。水边给人喜悦，山地给人安慰。水边让我们感知世界无常，山地让我们领悟天地恒昌。水边让我们享受脱离长辈怀抱的远行刺激，山地让我们体验回归祖先居所的悠悠厚味。水边的哲学是不舍昼夜，山地的哲学是不知日月。”而山西这是藏在山水间的一块宝地。
有“表里河山”之称的山西，自然少不了水。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从山西流过，在吉县附近形成了世界闻名的黄河壶口瀑布，该瀑布落差可达30米，水雾澎湃，气势磅礴；距壶口十几公里的河津段又有气壮山河的“龙门三激浪”；此外还有阳泉的娘子关飞瀑、宁武天池、运城盐池、阳城蟒河等，这些都构成了“表河”。但山西也确实是少水的。居于黄土高坡的山西水资源极度紧缺，引黄入晋也只能解决少许城市问题，而且黄河在天旱时也是处处断流。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晋祠的难老泉，历经几个世纪的流淌，打破难老的神话，呈现出龙钟之态。
晋祠位于山西省太原市西南郊二十五公里处的悬瓮山麓，晋水源头，有一片古建园林，统名“晋祠”。这里，山环水绕，古木参天，在如画的美景中，历代劳动人民建筑了近百座殿宇楼阁和亭台水榭。而据记载，晋祠最早建于周朝后期，也有人认为始于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写道：“际山枕水，有唐叔虞祠，水侧有凉堂，结飞梁于水上。”晋祠最早是用来祭祀晋国之主唐叔虞的。唐叔虞，字子于，为周武王的幼子，周成王的弟弟，姬姓。根据西周“封邦建国”的分封制度，他被封到今山西境内。当时人们把山西一部分称为“唐”，他先是封在唐地，就以唐为氏，所以又被称为唐叔虞，国名大概也叫唐国。后来他的儿子燮父迁都于晋水之旁，就改名为晋。所以，山西这一带后来都称为晋。而山西人从那时起就被称为晋人。可以说叔虞是晋人杰出的祖先，祭奠祖先的晋祠不仅是风水宝地，而且还是萦绕着祖先杰出思想和魂魄的地方，启迪并福佑着后人去开创赫赫伟业。祭奠祖先不仅是为了追缅先烈感昭日月的丰功伟绩，更是后人一个反思自身的过程，校正人生未来如何走的过程，因此，这个过程既有庄严的仪式感，又有剧烈的思想激荡。
晋祠有三绝：一绝是“宋塑侍女”；二绝是“古柏齐年”；三绝就是“难老泉”。关于这“难老泉”的来历，还有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
相传，在晋祠北边二十里地的金胜村，有一个姓柳的姑娘，嫁到了晋祠所在地的古唐村。她婆婆虐待她，一直不让她回娘家，每天都叫她担水。水源离家很远，一天只能担一趟。婆婆又有一种脾气，只喝身前一桶的水，不许换肩，故意增加担水的困难，折磨她。有一天，柳氏担水走到半路上，遇到一个牵马的老人，要用她担的水饮马。老人满脸风尘，看样子是远道来的，柳氏就毫不迟疑地答应了，把后一桶水给了马。可是马仿佛渴极了，喝完后一桶水连前一桶水也喝了。这使柳氏很为难：再担一趟吧，看看天色将晚，往返已经来不及了；不担吧，挑着空桶回家，一定要挨婆婆的辱骂、鞭挞。正在踌躇的时候，老人给了柳氏一根马鞭，叫她带回家去，只要把马鞭在瓮里抽一下，水就会自然涌出，涨得满瓮。转眼老人和马都不见了。柳氏提心吊胆地回家，试试办法，果然应验。以后她就再也不担水了。婆婆见柳氏很久不担水，可是瓮里却总是满的，很奇怪。叫小姑去看，发现了抽鞭的秘密。又有一天，婆婆破天荒允许柳氏回娘家，小姑拿马鞭在瓮里乱抽一阵，水就汹涌喷出，溢流不止。小姑慌了，立刻跑到金胜村找柳氏。柳氏正梳头，没等梳完，就急忙把一绺头发往嘴里一咬，一气跑回古唐村，什么话没说，一下就坐在了瓮上。从此，水从柳氏身下源源不断地流出，流了千年万年，这就是“难老泉”。
“难老泉”，光听名字就给人一种年轻的感觉。不必看见，就仿佛已在眼前了。那喷涌的水源，那长流的碧波，永远是活泼泼的、青春常在的。王勃在《滕王阁序》里慨叹说，“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相比之下，这难老泉实在值得叫人赞赏羡慕。而如今人们再到难老泉，已看不到汩汩而出的泉水了。据了解，这是山西省长期以来超量开采地下水和煤炭资源造成的结果。山西唯一能逮到救命的资源就是煤--黑色的黄金，所以山西的天空常飘着煤屑，透出一种雾蒙蒙的、凄凉的美；山西人的脸上粘着煤灰，灰色的沧桑写在眼底眉梢。可山西的灾难也来自于煤，一眼眼的煤坑，虽能挖出黑金，淘出生活，但也能埋葬生命，还严重威胁着水资源。据生活在晋祠附近的老百姓说，50年代，难老泉的水还很多，人站进去，几乎没顶。自80年代以来，水就越来越少，难老泉现在终于“老”了。
山无水而不灵，土无水而不沃。山西的水给人以清新，山西的山则给人一种孤寂苍凉之感，犹如英雄落寞的姿态站立着。它们多半是石山，呈现出光秃秃的、真实的强韧来。山上没有葱茏的树林，没有缤纷的山花，没有蒸腾着的霞蔚，它的美来源于一种最干净、最原始、最震撼，也是最寂寞的美。当然山西也有另一种山，呈现出一种博大情怀，葱郁的，有着些许灵秀气质的山。雄伟挺拔的“北岳”恒山，山峦起伏重叠，昔人以“恒山如行”来概括它的气势。陡峭的北坡遍布莽莽苍苍的松树林，南坡则有众多古代帝王为祭祀北岳修建的庙宇道观。恒山十八景，却已沉寂在渐行渐远的历史烽火里。说起恒山当然少不了提到经历千年风雨甚至地震，迄今却依然牢牢地紧贴在峭壁上的悬空寺，它就建在恒山脚下的悬崖上，或者说像是粘贴的悬崖上似的，给人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感觉。
在山西山中更为著名的恐怕要数佛教圣地五台山了。它由高耸入云、气势磅礴的五座山峰组成，海拔在3000米上下，素有“华北屋脊”之称。五峰顶部平坦，如垒似台，故称五台山。五台各有特色，东台望海峰，西台挂月峰，南台锦秀峰，北台叶斗峰，中台翠岩峰。五台山古刹梵宇星罗棋布于林荫之中，山涧之旁。泉流潺潺，钟声悠悠，青山绿水，风景秀丽，身临其境如登梵宇仙山。五台山地势高兀，夏无怒暑，即便是盛夏时节也清凉如秋。是名副其实的“清凉世界”。
山西的山其实不仅仅是以山的面貌出现，它更内蕴了历史、文化及传奇。精卫填海的长子发鸠山、神龙尝百草的长治老顶山，因春秋介子推携母归隐被焚于此而闻名于世二千余年的绵山；有小五台之称的芦芽山、灵空山、太行山……山是山西的命脉，山是山西的屏障，山是山西的奇迹，山也是山西人走不出来的根本。因为山的性格就是山西人的性格。
土生土长的山西人有山一样博大的胸怀与抱负，也有山一样的顽固与沉着。他们习惯于沉浸在旧时的骄傲与繁荣里。他们会告诉你人类祖先舜禹曾长在这片土地；告诉你晋代是怎样的繁华一世；告诉你狄仁杰是山西出来的宰相；告诉你曾经的李世民是如何雄威绝决地创造出一个令世人惊异的天地；告诉你武则天的绝世风华也算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就连一个小小的上官婉儿也一再在轻愁里释放武后的特有气质；而在以后让山西人真正扬眉吐气的则是富贾天下的晋商。追寻许久，我发现从晋商里面很难找到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比方“徽商”有胡雪岩；南方商人有虞洽卿，甚至于《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与其说晋商留下来的是一个个豪门巨族，不如说晋商是一个群体，一个庞大的群体。这个群体的兴盛与衰落在长时间的历史中，已经显得不是那么太重要了，重要的是，由这个群体形成的商业传统和理财观念，是一股强劲的力量，矗立于今天每一个山西人的人生背景之上。余秋雨先生在《关于友情》中阐述过“一切吞食个体自由的组合必然导致大规模的自相残杀，这就不难理解，历史上绝大多数高竖友情旗幡的帮派，最终都成了友情的不毛之地，甚至血迹斑斑，荒冢丛丛。”而晋商正是悟透了这一点，才得以流传至今。
只是这种坦荡与自律，这种坚韧与坚持，有时也恰恰成了他们进步的禁锢。生命本来如河，而他们却坚持着把自己固守成一座坚挺而荒凉的山。山西人回望着昨日的骄傲，沉浸在摸不着的迷惘里，他们坚守着骨子里的尊严，生存着。至于明天或者明天的明天，谁都不知道世界会发生什么样的转变？
站在七朝古都前
开封何时才能开封
它背靠一条黄河，脚踏一个宋代，像一位已不显赫的贵族，眉眼间仍然器宇非凡。
--《五城记》
开封，古称大梁，又称汴梁，是我国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它位于河南省东部、黄河以南的豫东平原上，与郑州比邻，陇海铁路擦城而过。开封迄今已有2700多年的历史，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之一。
相传，五千多年前，在现在开封城附近，就出现了居民点，成为我国最早开发的区域之一。当时在这里居住的人们，主要是以农牧为生，过着原始社会的生活。到了夏商时代（约公元前21世纪到前11世纪），由于这个地区的生产进一步发展而开始从原始公社进入奴隶社会。到了春秋时期这一带是郑国的地方。郑庄公命郑邴在这里筑城，作为当时囤粮食的地方，取开拓封疆之意，命名为开封。
根据开封的确切历史，最早在这里建都的还应当说是魏国。那时正处在战国时期，当时在中国领土上，分别存在着一些大大小小的封建诸侯国，魏国就是其中之一。魏国由于任用李悝、吴起等人进行社会改革，成了当时最强大的国家。后来，远在西方的秦国，任用商鞅，实行变法，国力也逐渐强大起来，开始和魏国等一些东方的诸侯国争夺土地和人口。公元前四世纪中叶，魏国一方面为了控制中原土地，另一方面为了回避秦国的武力威胁，于魏惠王九年（公元前362年），迁移至今天开封这个地方，并在这里建筑了一座城，命名为大梁。魏惠王迁都到大梁后，又称梁惠王，孟子见梁惠王的这段历史就是发生在这里。开封作为一个城市的诞生，它的历史应该说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翻开中国的历史，可以清楚的看到曾以开封为国都的一共有七个朝代。这就是战国的魏，五代时期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以及后来的北宋和金。另外，西汉时期的梁孝王，也曾把开封作为他的封国--梁国的都城；元末大起义的时候，红巾军首领刘福通也曾把开封作为他们所建立的农民政权的都城；明朝初年，朱元璋也一度把开封定为他的北京。至今留有“开封古城，十朝都会”之说。尤其是在北宋时期，借助漕运之有利条件，开封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人口上百万，富丽甲天下，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之一。
开封的景点大多围绕龙亭而建。龙亭坐落于宋都御街上，建造在战国时期的魏、五代时期的后梁、后晋、后周、北宋和金朝末年皇宫的遗址上，气势宏大。我们从南门而入，过玉带桥，就来到了龙亭大殿，龙亭建筑雄浑，富丽堂皇，又有碧波荡漾的潘杨二湖环抱，气势壮观。
到了开封不能不看开封府，就像到了北京不能不去故宫一样。“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辩忠奸，江湖好汉来相助，王朝马汉在身边”。来开封府为的是那朗朗正气和刚正不阿。开封府是北宋时期天下首府，威名远扬，在府内游走，耳畔仿佛响起包大人升堂时侍卫们气吞山河的“威武”之声，余音袅袅，不绝于耳。
余秋雨先生在《古本江先生》中说过“文化无界，流荡天下，因此一座城市的文化浓度，主要取决于它的吸引力，而不是生产力。”所以开封也并非总板着脸孔，道貌岸然地对待我们，他也有上至天子下至“三教九流”的爱情故事，也有与开封帝都格格不入的才子、浪子们的故事。诸如风流天子宋微宗与名妓李师师在矾楼交盅吟唱；黑旋风夜闹东京……开封城每一粒的沙土，都乘载着历史抖落的一切。
开封有着“一统天下”的豪气、文化韵味。有如碑文，或遒劲明晰，或斑驳模糊；有如尖塔，根扎大地，上沐天光。据说开封的美好故事几乎都埋藏在厚厚的黄河泥土之中，只有这天下第一塔--铁塔，原建于山峰之上，保存至今基座完整。登塔眺望，可见黄河如带，大地似茵，游人至此，飘然如在天外，故有“铁塔行云”之美誉。岁月荏苒，当初的山峦和铁塔的基座因黄河数百年来一次次的泛滥而埋于地底，昔日“铁塔行云”的盛景已成为过眼云烟。看它迎着风向东微微倾斜着，是力量也是智慧。千年前建造者真的是绝对的智慧。开封因为大水淹了无数次，开封城下已是三座城，唯独这铁塔，立的好正，在阳光照耀下，五彩生辉，具有一种神秘的气氛。余秋雨先生借开封古塔，来寓意城市命运。将人类发展的进程，比作登塔，“塔顶塔尖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召唤”，“塔身中天地进行着青春和生命的接力赛”，启示我们只有“进塔”并不断攀登，登上古人不经意间留下的“物理上和心理上的两个制高点”，才能真正成为我们祖先有点出息、有点能耐的子孙，那么我们才有可能重塑古城现代的辉煌。
如现代社会的其他城市，今日的古都开封已不同往日，看上去似乎有些“破旧”，但开封的破旧中却透着一种古朴和风度。其实，这位被七个朝代留下来的老贵族，正以另一种面目延续着千年前夜晚的灯火。没有了宝马雕车，不再是钗头云鬓蛾儿舞，“珑鞋浅出，飘渺身”亦无处寻觅，更不会有塘溪渔船上“红乍笑，绿长颦”这许多可笑又矫情的做作。远离了踏在脚底百米以下的文明，灯火依旧阑珊。
面对开封历史年代的久远及它灿烂辉煌的过去，余秋雨先生说它曾“脚踏一个宋代”，将其与意大利的庞贝古城作了一番比较之后，就更加凸显出了开封古城旺盛的生命力。历史的长河推进到现代，“层层淤泥堆积，把宋代繁密的脚印深深潜藏”，开封“成了一个褪色的遗址”。余秋雨先生正是在感叹古城旧时的风貌、辉煌的同时，也表达了他对现实的关注及对现代辉煌的呼唤。
千秋画卷洗尽铅华
在富丽的大观园里筑一个稻香村未免失之矫揉，农舍野趣只在最平易的乡村里。时装表演可以引出阵阵惊叹，但最使人舒心畅意的，莫过于街市间无数服饰的整体鲜亮。成年人能保持天真也不失可喜，但最灿灿的天真必然只在孩童们之间。
--《笔墨祭》
开封人最爱之物要算是《清明上河图》了。连余秋雨先生也要说“开封最骄傲的繁荣，见之于《清明上河图》”。在开封，宋王朝的汴京，按图放大的清明上河园成为一个符号，诠释着千古兴盛和衰亡。在《清明上河图》里，凝视汴河沿岸店铺鳞次栉比，行人熙熙攘攘的喧闹繁华，好象听到一声巨大的开山炮响，水的波纹一圈圈向你荡来，你分明感受到面部的冲击，它们又转瞬消失得无影无迹。透过那笔笔玲珑的画意，透过人马喧闹的大宋都市，恍然间仿佛回到了盛极一时的大宋帝国，但我看到的却分明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封建王朝。
北宋末年，庆历新政和熙宁新法早已烟消云散。神宗皇帝、范仲淹、王安石、苏东坡等英杰已乘鹤仙去；蔡京、王黼、童贯等奸臣把持朝政。他们狼狈为奸、骄奢淫逸、收受贿赂、卖官买爵，致使朝政一片混乱。他们排斥、打击异已，极力搜刮财富。徽宗本人不思治国，迷信道教，大造道观。他纵情享乐，奢靡无度，一年的财政收入尚不足九个月的支出，使“累朝所储扫地”。
余秋雨先生在《悬崖上的废弃》中说过“历史是坎坷，历史是幽暗，历史是旋转的恐怖，历史是秘藏的奢侈，历史是雨中的泥泞，历史是悬崖上的废弃，因此，不能太轻易地进入。”但是张择端做到了，他的《清明上河图》即取材于此时的汴京城。至今，开封民间还流传着张择端与《清明上河图》的故事。传说当年在北宋东京的相国寺里，住着一些靠给寺院绘画谋生的民间画师，其中有一个青年画师，他说可以把首都东京城的繁华盛景搬到画上来，这个青年就是来自山东诸城的张择端。宋徽宗赵佶驾临相国寺降香时听说了张择端的情况，便命宰相蔡京将张择端召进翰林图画院，并命题让其绘画北宋东京的繁华盛景。
张择端被召进了宫中翰林图画院，但是他却提出要在安静的农舍中作画，宋徽宗赵佶同意了张择端的请求，命宰相蔡京为张择端在东京郊外，找了一处安静的农舍，从此张择端披星戴月潜心作画。当宰相蔡京将张择端绘画的长卷呈给宋徽宗赵佶看时，宋徽宗大喜过望。从此，《清明上河图》被宋徽宗收入皇宫内府。
“靖康之难”时，《清明上河图》也被金兵掠获。张择端为了让宋高宗赵构不忘国仇家恨，坚决抗金，他闭门谢客，呕心沥血，又绘制出一幅《清明上河图》长卷，献给赵构。赵构与父亲赵佶不同，他对画根本不感兴趣，并将画退了回来。张择端展开长卷，心绪难平，他一气之下，将自己呕心沥血绘制的《清明上河图》长卷付之一炬，幸好被家人及时抢出一半。在沉痛的打击下，不久张择端忧郁而死。张择端两次献《清明上河图》的故事是否真实已无法考证，但在民间传说中，张择端的确是一位忧国忧民的画家。
张择端以精致的工笔记录了北宋末叶、徽宗时代首都汴京郊区和城内汴河两岸的建筑和民生，描绘了清明时节北宋汴梁以及汴河两岸的繁华景象和自然风光。《清明上河图》无疑是巨制，它融入了张择端毕生的心血，他画出了平常人世的风光。初夏的午后，汴都的街头，人们自得其乐，买米卖布拉车唠嗑，小家碧玉也在小桥上闲庭信步，桥下是一溪流水，一切都是这样的安逸，这样的悠然，此时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这幅长卷采用散点透视的构图方法，将繁杂的景物纳入统一而富于变化的画面中。画中人物500多，衣着不同，神情各异，其间穿插各种活动，注重戏剧性。构图疏迷密有致，注重节奏感和韵律的变化，笔墨章法都很巧妙。
张择端是幸运的，他遍悟各家画道之后，走出了一条以风俗画反映市民生活的路子，创制出中国绘画史上的经典之作；张择端是不幸的，他生活的时代正是北宋的衰亡期。处在这一历史阶段的张择端无疑是痛苦的，但“国家不幸诗人幸，赋到沧桑句乃工”。张择端验证了这句话。在《清明上河图》中，张择端以丰富的笔墨反映了奢华逸乐和贫困辛劳对比鲜明的情状。幸与不幸是辩证的，“逆境造人”却是千古真理。
这幅张择端用了七年时间完成的《清明上河图》，曾五次进入宫廷，四次被盗出宫，历经劫难，演绎出许多传奇故事。就连它的名字，至今都还让人们争论不休。《清明上河图》中的“清明”与“上河”究竟是什么含义呢？
专家对“清明”的含义有三种说法：一是指清明节；二是指清明坊；三是指清明盛世。据《辞海》解：清明，犹治平，指政治有法度、有条理。张择端从清明时节切入绘制他的长篇巨制并时，是否期望他的王朝能遵法度、复条理、“会朝清明”呢。台湾作家高大鹏曾说，清明节是中国民族的复活节。这一天，把中华儿女紧紧联在一起，形成一股内在信仰的力量，凭着这个，荡寇扫凶、绵延无穷；凭着这个，一次次超越历史的劫难，顽强地焕发出整个民族的大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