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大航海时代”，熟悉历史的人并不陌生，但是长期以来，“大航海时代”似乎只与西方人开辟新航路有关。说起欧洲人的扬帆远航，大多数中国人仅仅抱着看热闹的心态。而事实上，这却是一个影响了中国近五百年国运的大变局。
台湾“被搬家”的时候，是明朝洪武年间，距离后来达伽马、哥伦布们扬帆远航，还有足足一百年时间。然而对于此时的中国来说，却已经山雨欲来。台湾，是中国迎接这场风暴的第一扇门。
后来的许多史学家，对于明王朝早期对台湾的政策，既充满了误解，也充满了费解。说误解，是因为很多历史学家都把朱元璋的这个政策，简单地当作了“弃台”。事实上，虽然“被搬家”，但是台湾与大陆之间，并没有因此而分割。相反，在明朝的历史资料记录中，台湾岛的少数民族对中央政府的朝贡史不绝书，在明王朝早期的国土划分中，台湾岛始终是大明政权治下的一部分。令人费解的是，作为中世纪世界上国土最辽阔、国力最强大的封建帝国，大明王朝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政策？
在后人眼里，台湾的“被搬家”对于整个明朝来说，可谓吃力不讨好。兵没少派，钱没少花，沿海没少折腾，麻烦却越折腾越多，是个十足的笨办法。但为什么明王朝这么“笨”？后代的史家，有说统治者目光短浅的，也有说是当朝大臣愚蠢的，但往根源上说，原因只有一个：那时代的中国，是个封建农业国。
说到中国古代的“封建农业制”，通俗的说法就是“重农抑商”，这是中国自西汉王朝开始就绵延下来的国策。农业是国家的根本，种地就是国家的“手心”，做生意就是国家的“手背”，内陆主要是用来种地的，而周边的海岛大多都是出外做生意的中转站。既然种地比做生意重要，台湾也就自然变得不重要。事实上不只台湾，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版图中，对内陆的省份，国家可以很快修起衙门、建立政府，但中国沿海的岛屿，没人住的，大多都当作兵营、仓库、中转站；有人住的，只要愿意归顺，基本也就不怎么管。台湾，也就这样成了明朝早期“不怎么管”的地方。
明王朝早期的历史上，“重农”政策可以说被明王朝“重”到底。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本身就是农民起家。在建国之后，国家的大政方针也是建立一个农业大国。朱元璋时代，通过“休养生息”政策，大力恢复大陆的农业生产。台湾汉民“被搬家”，也是为了补充大陆劳动力的不足。与此同时，明朝也把“抑商”给“抑”到底。明朝早期对商业有严苛的限制，商人的地位极低，甚至不许穿丝绸衣服。对外贸易方面，明朝延续了元朝末年开始的“海禁”，勒令“片板不得下海”。朱元璋时期撤销了中国固有的官方贸易机构“市舶司”，到了永乐皇帝朱棣时期虽然恢复，但是对外贸易的特权，却被牢牢垄断在国家手里。在明朝建国早期，甚至农民地里种什么农作物都有严格的规定。不同地区的人员流动，都要有政府的介绍信。老百姓的职业，也有严格的划分。当兵的要世代当兵，就是所谓的“兵户”。做工匠的要世代做工匠，就是所谓的“匠籍”。这一时代的中国，其实就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大农庄。海岛台湾，就是这个农庄一个不起眼儿的边角。
其实这样的情景，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里，都有着固定的剧本。任何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说到底都是大农庄，区别只在于农庄内部的松紧程度不同。但凡是有点责任心的中国皇帝，考虑最多的也不过是让这个农庄风调雨顺、人丁兴旺、家大业大。做到这些，也就是所谓的“盛世”了。不过这个农庄并不是封闭的，很早就与外面的世界有了往来。最开始是走陆路，比如从西汉开始，经河西走廊开辟的“丝绸之路”。稍晚一点儿，又开始坐船，这就是后来被历史学家津津乐道的“海上丝绸之路”。虽然从三国开始，东南沿海的海上贸易就非常发达，但古代造船技术有限，而古代中国主要的往来对象，还是中亚、中东那些国家。所以在14世纪以前，陆路的“丝绸之路”，比海上的“丝绸之路”要发达。
在中国古代，中原王朝与外邦交往，除非涉及国土安全甚至战争，普通的贸易往来在皇帝眼里只是小事。对外贸易的几个小钱，也占不到中国古代政府“国民生产总值”的大头。至于农庄以外的世界发生什么，那时代的中国人并不关心。
然而外面的世界却渐渐变了样。
在中世纪时代，整个西方世界也基本是封建社会。那时候的世界各国，大部分也都是农庄，但比起中国来，可以说是又穷又小又落后。再加上离得远，相互往来不易，所以东西方贸易这类中国皇帝眼里的“小事”，在西方人眼里一直都是大事。其实所谓的丝绸之路上，中国就好比“大批发商”，往来贸易的商旅乃至间接贸易的西方国家，就是层层的“小商小贩”。就像今天美国金融市场一波动，全世界就可能“金融危机”一样。古代中国的对外贸易，我们自己不在意，但对于世界尤其是西方，却常常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中国的丝绸、瓷器在古代世界是最昂贵的“高科技产品”，随便一片丝绸扔出国门，都足够让西方人打破头。比如中国南北朝时期，东罗马皇帝查丁示尼与波斯帝国的惨烈战争，目的就是为了争夺对“丝绸之路”的控制权。中世纪意大利的商业中心威尼斯和佛罗伦萨，就是靠着加工中国丝绸起家的。地中海经济带的兴起，完全就是被丝绸贸易带动起来的。在明朝之前的元朝，由于震撼世界的“蒙古西征”，从中国西北到地中海的陆上通道被完全打开。这之间的一百多年，是中世纪东西方贸易最发达的一百多年。大量中国商品的涌入，刺激了欧洲工商业的发展。在中国的历朝历代，因为中国封建王朝政局的变化，“丝绸之路”有时繁荣、有时凋零，但毫不夸张地说，它的每次变化，都会导致整个西方的政局发生震荡。欧洲的“农庄”，在每一次的震荡中发生蜕变。按照历史学家的话说，就是促进了欧洲资本主义的萌芽。
而到了明王朝建立之后，整个西方世界却因为中国政局的变化，遭遇了又一次震荡。明朝是取代元朝建立起来的，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次普通的改朝换代，但对于世界来说，却是一次连锁反应。明朝之前，从中国一直往西绵延到中东，全是自成吉思汗西征开始建立的各个“蒙古汗国”。作为“宗主国”的元王朝一灭亡，其他“蒙古汗国”紧接着也发生动荡。察合台汗国、伊儿汗国、钦察汗国、金帐汗国纷纷陷入战乱。短暂繁荣的帖木儿帝国，也在帖木儿过世后陷入了分裂。整个14、15世纪，是中亚、西亚战乱纷飞的时代。原本畅通无阻的东西方商路，尤其是陆上丝绸之路，这时期基本歇菜了。海上航路也好不到哪去。中国元朝末年开始的“倭寇之乱”，逼得元王朝厉行海禁。明王朝也延续了这个政策，在朱元璋时代甚至更严厉。“大批发商”关了门，“小商小贩”们的日子当然难过。以丝绸为例，按照许多西方历史学家的描述，在15世纪的威尼斯，五年之间，丝绸的价格竟然上涨了五十倍。这时期的欧洲，工商业迅速发展，加上中国“三大发明”的西传，早不再是过去的“穷农庄”，科技水准早已追近东方。实力强了，自然心就野了。商路堵塞，自然穷则生变：走路走不过去，那我就坐船去。从14世纪末开始，一代又一代的欧洲人坐上船，驶离地中海，孜孜不倦地寻找着走向东方的路。从早年的征服北非，到后来的发现好望角，再到达伽马造访印度、哥伦布发现美洲、麦哲伦环游世界，这就是举世闻名的“开辟新航路”。这条航路的开辟，开启了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纪元——大航海时代。而古老的中国，却是这条航路开辟时的终极目标。到了明朝正德四年（1509年），开辟新航路的葡萄牙人在征服了印度和马六甲的诸多国家后，终于来到了中国沿海。之后，就是大批西方殖民者纷至沓来，在中国东南沿海大肆骚扰。西方殖民者对中国的进犯，就是起于此时。
大航海时代的来临为后世中国的命运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比如鸦片战争，比如让国人痛心疾首的一次次丧权辱国。说起这一切，后人总是习惯地说“鸦片战争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而事实是，在此之前，一扇新的大门早就横亘在这个时代的面前——台湾。
前面我们用了这么多的笔墨，去梳理14、15两个世纪东西方交通的演变历史，原因正是在此：在这个大航海时代的早期，中国不是置身事外的。绵延两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同样面临这个时代的风暴。这个历史的新纪元，伴随着西方航海家们的风帆，向中国东南沿海驶来。台湾，将在这段历史中成为主角。
就像欧洲当时发生的蜕变一样，明王朝这个古老的大农庄，自身也在悄悄地改变。
明王朝的立国政策，依然是中国历代流传的“重农抑商”，但改变是不可避免的。中国的东南沿海，在经过了15世纪的“休养生息”之后，经济早已蓬勃发展。明朝立国初期，长期战乱导致经济凋敝，所以“重农抑商”比较好办：吃喝都发愁，种地当然是正事。但后来经济发展了，有钱人多了，贫富分化大了，原先的政策也就越发行不通了。比如明朝立国早期，严禁老百姓随便流动，出村都要政府批准。可到了15世纪中期，明朝土地兼并严重，无地农民增多，农民为了躲避赋税，纷纷逃亡谋生，成了“流民”。相当多的“流民”都跑到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找生计，成了最早的“无产阶级”。有了“无产阶级”，当然也就有“资产阶级”。沿海的商人集团日益增多，赚钱的胃口也越来越大，“国内市场”的钱赚到了，自然也就开始打“国际市场”的主意。但明朝厉行海禁，垄断海外贸易。“新富”的沿海士绅越来越多，面对巨大的外贸利润，不眼红是不可能的，搞走私也就越来越普遍了。说到明朝15世纪下半叶的历史，大家津津乐道的大多是“土木堡之变”这类大事。其实明朝的东南沿海，从15世纪中叶明英宗在位起，就不断发生暴动，比如福建的邓茂七起义。历史书上的普遍说法是“农民起义”，其实参与者多是沿海私商。到了后来，许多东南沿海的地方官也与私商勾结，合谋走私、坐地分赃。私商，成了明朝自开国起到明朝中期，一个日益汹涌且发展壮大的暗流。原本被朱元璋封锁得严严实实的中国东南沿海，早已经出现了千百个小窟窿。
在明朝“私商日炽”“奸民日多”的背景下，台湾也越来越多地见诸于史料。不过就像从前“跑龙套”一样，15世纪中叶至15世纪末的台湾，一样还有很多种名字，通俗的叫法还是叫“东番”，也有叫“鸡笼”“淡水”等称呼的。早期记录比较多的，是沿海的商民们。经常有人私下里和台湾岛的少数民族进行贸易、交换货物。而和大陆往来最频繁的台湾少数民族，就是居住在台湾岛南部安平、平甫一带的“台窝湾”部落。后世许多学者都认为，这一支部落的名称“台窝湾”，就是后来“台湾”一词的由来。对于这种和台湾少数民族部落的私商往来行为，按照早期明朝的“海禁”政策，是要厉行打击的。但早在15世纪末的明朝弘治年间，这种情况就已经到了“令不能行”的地步。从明朝成化（1465—1487年）时期，与台湾毗邻的福建，就出现了大量的“乡集”。所谓的“乡集”，就是违背明朝政府垄断禁令下的“黑市”。在这些“黑市”里，来自台湾的鹿皮、甘蔗等货物应有尽有。两岸之间的经济联系，并未因为早期的“被搬家”而割裂，相反越发地密切。
在东南沿海的这些改变背后，是明朝人观念的改变。早期的明朝人，对待商人基本是鄙视的，商人的地位比较低。国家的政策，一直是“农为本，商为末”。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主要是农业税。可是重商主义的思潮，在明朝中期就出现了。最著名的当属明孝宗（1488—1505年在位）时期的名臣丘濬，他在其著作《大学衍义补》中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观点：“食货者，生民之根本也。”翻译成白话就是：商业，是国民经济的根本。而从明朝景泰（1450—1457年）年间开始，内阁大学士徐有贞就提出放松海禁。之后到明朝嘉靖年间，明朝的“海禁”政策时紧时松。总的趋势，却是越来越松。从事“私商”贸易的群体，从早期的商人、士绅、官员，到最后也有了底层的平民。当西方人不远万里，冒着死亡的威胁寻找走向东方的航线时，大洋彼岸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也在尝试着冲开沿海的屏障，走出一条新的生存道路。两者的交汇之处，就是台湾。
说台湾是一个“交汇”，看看地图就知道了。台湾岛与大陆东南沿海隔海相望，一个岛屿足够屏蔽中国东南五省。对于一心冲破海禁，走向远洋的早期中国私商来说，台湾是他们的必经之地。对不远万里开辟航路、一心敲开中国大门的西方殖民者而言，台湾，同样是他们的第一站。一个要走出去，一个要打进来，两股力量的碰撞，势必发生激烈的化学反应。当西方殖民者来到中国沿海后，迅速爆发了倭寇之乱。
对于明朝时期的中国来说，倭寇不是个新鲜词，早在元朝末年就有了。从明朝建国之后，一直都是小打小闹，今天劫掠个州县，明天打劫个村镇。明朝虽然一直在“抗倭”，也不过是把他们当作土匪而已。然而，就是在西方殖民者到达东方后，倭寇变得不一样了，变得更强大、破坏范围更广、破坏力更强。特别是在明朝嘉靖（1522年——1566年）年间，倭寇，成了一场波及整个东南沿海、持续四十多年的大祸害。之所以如此不一样，是因为此倭寇非彼倭寇。
明朝初年的倭寇，虽然也间或有中国人参加，但主要成员基本都是日本人。但嘉靖时期的倭寇，却有日本人、中国人、葡萄牙人，甚至还有东南亚人，成分五花八门。装备更是鸟枪换炮，用上了当时连明朝正规军都没有的鸟铳和佛郎机炮。战船也不是当年的小帆船，甚至有了比明朝水师更大型的武装炮船。前后累积有数百股倭寇，大的团伙居然有上万人。不同于早年倭寇打一枪换个地方、见了正规军就跑，嘉靖年间的倭寇，很多时候把正规军打得狂逃。比起普通的土匪来，这群怪胎可是难对付得多。
“怪胎”的产生，当然是拜日本所赐。此时，日本处于“战国时代”，日本的“中央政府”早歇菜了，各路诸侯一边抢地盘一边跑到中国打劫，忙得不亦乐乎。倭寇的规模和数量，自然要大得多。但日本人只是催化剂，根子却还在中国自己这边。这时期东南沿海走私猖獗，沿海各地私商林立，明王朝对“海禁”的打击也日益严厉，甚至有了“举家连坐”的法律。但打击越严，反弹就越厉害。为牟巨利，一直在拼命冲破“海禁”的沿海私商们，早就结成团伙、组建武装。这时候西方殖民者已经来到中国沿海。葡萄牙人从明朝正德年间开始，就屡次进犯东南沿海，一面通过走私收购中国的货物，一面趁机大肆劫掠。这自然和私商们一拍即合。外加这时期倭寇猖獗，几股势力合流，也就有了“倭寇”这个怪胎。这时期的沿海私商们，几乎都有自己的武装团伙，游走于明朝政府、西方殖民者和倭寇之间。大部分都是“有奶就是娘”，谁给好处多就和谁合作。于是从明朝嘉靖二年（1523年）开始，东南沿海的大规模暴乱就越演越烈，大批人口被掳掠，无数村镇化成灰烬。海防废弛的明朝沿海军队屡屡溃不成军，中国东南沿海遭遇一场空前的灾难。
这场持续几十年的灾难，为历史留下了诸多记忆：惨无人道的倭寇暴行，明王朝的抗倭战争，戚家军、俞家军荡气回肠的战斗。然而对于灾难中遭受荼毒甚深的台湾岛来说，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却促成了台湾岛命运的改变。
“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林道乾寇乱边海，都督俞大猷逐道乾于台，因设巡检守之。”也就是说，在这一年，一个叫林道乾的海盗骚扰沿海，被当时的福建都督俞大猷驱逐出台湾，明朝遂重新设立澎湖巡检司，加强防卫。从明朝洪武年间开始废止近二百年的澎湖巡检司，就这样恢复了。
这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后来证明，成了一件影响明末清初台湾命运的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