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阅读《三国演义》的过程中，很注重考虑作者创作和作品形成的社会背景，并且把这一社会背景与作品的主题紧密地联系起来。就拿对曹操这个人物评价来说，作者罗贯中笔下的曹操是“汉贼”、“奸雄”，这正是作者“扬刘抑曹、蜀汉正统”的皇权正统思想的体现。但毛泽东对曹操这个历史人物，有他自己的看法。1958年11月20日，在武汉东湖畔他的住所召开的座谈会上，在谈到曹操时，毛泽东说：你们读《三国演义》和《三国志》注意了没有，这两本书对曹操的评价是不同的。座中有的同志说：一个是贬，一个是褒。
毛泽东说，是的。《三国演义》是把曹操看作奸臣来描写的；而《三国志》是把曹操看作历史上的正面人物来叙述的，而且说曹操是天下大乱时期出现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可是因为《三国演义》又通俗又生动，所以看的人多，加上旧戏上演三国戏都是按《三国演义》为蓝本编造的，所以曹操在旧戏舞台上就是一个白脸奸臣。这一点可以说在我国是妇孺皆知的。现在我们要给曹操翻案。我们党是讲真理的党，凡是错案、冤案，十年、二十年要翻，一千年、二千年也要翻。
他实事求是地评价曹操说：“曹操统一北方，创立魏国，抑制豪强，实行屯田，兴修水利，发展生产，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和发展，是有功的。说曹操是奸臣，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这个冤案要翻。”（陶鲁笳：《一个省委书记回忆毛主席》，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4-145页。忻中：《毛泽东晚年的读书生活》，《党史文汇》杂志1994年第8期。）
“非常之人、超世之杰”，见《三国志魏书武帝纪》。陈寿评曰：“太祖(曹操)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1959年2月19日，翦伯赞继郭沫若(郭于1月25日在《光明日报》率先发表《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一文，提出重新评价曹操的问题)之后，在《光明日报》发表《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一文，认为曹操是中国历史上有数的杰出人物，“应该替曹操摘去奸臣的帽子，替曹操恢复名誉”。毛泽东读过翦伯赞文章后，说：曹操结束汉末豪族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的西晋统一铺平了道路。他还说：《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迁的传统，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南宋时，异族为患，所以朱熹以蜀为正统。明朝时，北部民族经常为患，所以罗贯中也以蜀为正统。（林克：《忆毛泽东学英语》，载《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58页。）
1959年8月1日，在庐山会议小组会上遭到批判的周小舟，收到毛泽东的一封信，和他派人送来的一本书--丘迟所著的《与陈伯之书》。信中说：“此书当做古典文学作品，可以一阅。”毛还引用书中“迷途知返，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的话，并特别说明“朱鲔涉血于友于，张绣刺刃于爱子，汉主不以为疑，魏君待之若旧”这两个故事，“可作注解”。（李约翰、镡德山、王春明：《和省委书记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84-185页。）
丘迟(464-508)，南朝梁文学家。天监四年(505)随临川王萧宏北伐。时陈伯之已降北魏，率魏军来拒。他以书信劝谕，感情真挚，说理透彻。陈读后即返回国。此文就是《与陈伯之书》，被后世视为骈文范式，传诵甚广。
朱鲔，东汉初期人，原与刘縯、刘秀兄弟起事反对王莽，后投靠刘玄(更始帝)，并参与杀害刘縯，且在洛阳坚拒刘秀进军。刘秀却不嫌旧恨，在招降后仍拜官封侯，最后善终。此处“汉王”，即指光武帝刘秀。
魏君，即指曹操。“张绣刺刃于爱子……魏君待之若旧”，指张绣虽然杀了曹操的长子和侄儿，曹操却仍然重用他。
1959年8月11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他说：“我劝这些省委书记，你们不要怕告土状。秦始皇不是被骂了二千年嘛，现在又恢复名誉；曹操被骂了一千多年，现在也恢复名誉；纣王被骂了三千年了。好的讲不坏，一时可以讲坏，总有一天恢复；坏的讲不好。”（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7页。）
曹操在文学史圈子里也翻了身。原先，钟嵘《诗品》把他的乐府名列下品。现在领袖一语胜九鼎，“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直抒胸臆，豁达通脱”。从此，他的这些乐府，时时见于报章，竟为汉魏文才之冠。
1973年5月25日晚，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上讲话。毛泽东强调要重视上层建筑，抓路线问题。他要求政治局的同志，当然也包括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在内，都要认真看书学习，要懂得历史，学点哲学，看些小说。毛泽东说，郭老（即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有尊孔思想，要批判；但郭老功大过小，他在中国历史的分期上，为殷纣王、曹操翻案，为李白籍贯作考证，是有贡献的。对中国的历史要进行研究，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从乌龟壳(甲骨文)到现在，都要进行研究、总结，要有知识。（《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社会主义时期)》，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08-109页。）
郭沫若在1959年1月17日著文《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载《光明日报》1959年1月25日)，内称“从蔡文姬的一生可以看出曹操的伟大。她是曹操把她拯救了的”，“曹操对于民族的贡献是应该作高度评价的，他应该被称为一位民族英雄。然而自宋以来所谓正统观念确定了之后，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却蒙受了不白之冤。自《三国演义》风行以后，更差不多连3岁的小孩子都把曹操当成坏人，当成一个粉脸的奸臣，实在是历史上的一大歪曲”。
郭沫若在20世纪70年代所著的《李白和杜甫》，内称有李白生于中亚细亚碎叶城说。
1975年，毛泽东垂暮之时。他在读《三国志》的时候说：“汉末开始大分裂，黄巾起义摧毁了汉代的封建统治，后来形成三国，这是向统一发展的。三国的几个政治家、军事家，对统一都有所贡献，而以曹操为最大。司马氏一度完成了统一，主要就是他那时打下的基础。”（芦荻：《毛泽东谈二十四史》，《光明日报》1993年12月20日。）
1976年，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再次用孔子、秦始皇、曹操、朱元璋没上过大学，来说明：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增长才干。（《十年后的评说“文化大革命”史论集》，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308页。）
据芦荻回忆：毛泽东晚年时期，对朱熹，一方面指出他的虚伪，说他责打被压迫的妓女，给妓女加上伤风败俗的罪名，而自己却又纳妾；另一方面又指出朱熹的学问渊博，是个大学者，而且还颇有开通的地方。一方面指出骂曹操为“汉贼”的正统观念，始自朱熹的论著；另一方面又说朱熹的《紫阳纲目》是应该一读的著作，并手书了“紫阳纲目”和“道学三朱熹”（《朱熹传》在《宋史道学三》）。他让我读朱熹的书，并说，这是很有用处的。（芦荻：《毛泽东谈二十四史》，《光明日报》1993年12月20日。）
2、高度评价诸葛亮
1924年1月，毛泽东作联，擅长古为今用，旧瓶装新酒。他在挽陈子博的联中，借用了杜甫《蜀相》的尾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孙宝义：《毛泽东的读书生涯》，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310页。）
唐朝诗人杜甫的《蜀相》，是唐肃宗乾元三年(760)，作者定居成都时，游武侯祠所作。全诗为：“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蜀相》是杜甫悼念诸葛亮的诗作。诸葛亮(181-234)，字孔明，号卧龙先生，三国蜀汉丞相，琅琊阳都(今山东沂南)人。曾在隆中(今湖北襄阳西)隐居，经刘备“三顾茅庐”，方才出山辅佐。根据他的《隆中对》，在联孙攻曹，取得赤壁大捷后，又乘机占领荆、益，建立蜀汉政权。蜀汉建兴元年(223)封武乡侯，通称武侯。刘备死后，他主持军国大事。在平定南方后，又对西南各族采取和好政策，促进了边缘地区的开发。而后北伐。蜀汉建兴十二年(234)病死。遗作编有《诸葛亮集》。
诸葛亮的故事，在《三国演义》中开始于第三十六回《玄德用计袭樊城，元直走马荐诸葛》。
1928年3月，毛泽东在中村得到了湘南起义失利的消息后，便立即率领部队，同湘南农军向井冈山转移。在离开中村之前，毛泽东向全体指战员讲话时说：上级让我当“师长”，但是，本人“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可是，中国有句俗话：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三个臭皮匠，凑成诸葛亮。我们有这么多战士，这么多干部，大家都来当参谋长，大家都来当师长，只要群策群力，不愁打不好仗。（马玉卿、张万禄：《毛泽东成长的道路》，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89页。又见，朱永来：《寻淮洲将军传》，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89页。）
“三个臭皮匠，凑成诸葛亮”，虽然每个人并不是很优秀，但几个人联合起来，力量就很大了。比如人多智慧多，有事情大家商量，就能想出好办法来。
毛泽东在井冈山时，经常在讲话中引用“三个臭皮匠，凑成诸葛亮”这句俗语。1928年3月，袁文才、王佐奉命下井冈山，接应湘南暴动的朱德、陈毅部队及湘南农军上山。临行时，王佐向毛泽东说：“毛委员，你就放心吧。你不在，还有党代表和我老庚(指袁文才)呢。你不是常说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吗?到哪里打仗都是一回事，没有嘛格了不起的事。”（黄仲芳、李春祥：《王佐将军传》，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283页。）
据贺子珍回忆说：1929年前后，毛泽东爱用鱼水关系来形容红军同群众的关系。他说过，三国时候的刘备，把诸葛亮比作水，把自己比作鱼，用这个譬喻说明诸葛亮重要。我们共产党是把群众比作水的，只有把根子扎在群众中，我们才能打胜仗，立于不败之地，这个道理，红军上上下下都懂得。（王行娟：《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1985年版，第152页。）
“把诸葛亮比作水，把自己比作鱼”，见《三国演义》第三十九回《荆州城公子三求计，博望坡军师初用兵》：“玄德曰：吾得孔明，犹鱼之得水也。”
红军长征后，留守中央苏区的粤赣军区司令员蔡会文，有次和战士讲刘备三顾茅庐故事。他说：“诸葛亮鞠躬尽瘁，非常出色地干了二十七年，他成了智慧和力量的象征。毛委员曾经说：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只要我们有诚心、有耐心，就能把湘粤赣边建成千成万个诸葛亮。动员起来，参加我们的斗争，那我们干出来的事业就一定比当年的诸葛亮不知要伟大多少倍。”（刘普庆：《蔡会文将军传》，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234页。）
1935年，红军长征到了川西大渡河边的安顺场。毛泽东一看到，立即前往渡口，向刘伯承、聂荣臻了解战斗情况，研究渡河问题。他还沿着渡口的沙地，边走边观察大渡河的情况。中午，中央首长在先遣部队司令部吃饭，席间端上缴获来的米酒。毛泽东首先端起大碗米酒，向先遣司令和干部战士们祝贺胜利。接着，他又向刘伯承详细询问彝海结盟的情况。他问道：“诸葛亮七擒七纵才使孟获心服。你怎么一下子说服了小叶丹呢?”刘答：“主要的是我们严格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毛泽东又问：“你跟小叶丹结拜，真的跪在地上起誓吗?”刘答：“那当然，彝人最讲义气，他看我诚心诚意，才信任我们。”毛泽东爱打破沙锅问到底：“那彝人下跪是先跪左腿呢，还是先跪右腿呢?”这个问题刘伯承可没有注意，他被问住了。（蒋建农、郑广瑾：《长征途中的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93年版，第170页。）
“诸葛亮七擒孟获”故事，见《三国演义》第八十七回至九十回。它记诸葛亮于蜀汉建兴三年(226)率军南征，对孟获采取“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战略；曾七次生擒孟获，又七次释放，而令其信服。又，“七擒孟获”和孟获此人均不见《三国志》，仅见东晋习凿齿的《汉晋春秋》。孟获，系当地民族领袖。另据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他后来还在成都蜀汉中央政权做过御史中丞。
小叶丹，彝族头人，后被红军任命为“中国彝民红军沽鸡(基)支队长”。当时刘伯承是红军总参谋长，与他加强友谊，从而使红军顺利通过彝族地区。
据温济泽回忆：在延安上党建课时，教本上第一课，就讲共产党和群众的关系是鱼水关系。毛泽东加了眉批说，水可以没有鱼，鱼不能没有水。毛泽东是经常教导我们，要把党和党员都看做不能离开水的鱼。（温济泽：《忆毛主席的几次谈话》，见《缅怀毛主席》，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376页。）
1943年11月，毛泽东在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说：“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如果我们的党员，一生一世坐在房子里不出去，不经风雨，不见世面，这种党员，对于中国人民究竟有什么好处没有呢?一点好处也没有的，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人做党员。我们共产党员应该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3页。）
1945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里谈到知识分子时，又说：“一个阶级革命要胜利，没有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的。你们看过《三国演义》、《水浒传》，魏、蜀、吴三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有高级的知识分子，有普通的知识分子，那里穿八卦衣、拿鹅毛扇子的就是知识分子。梁山泊没有公孙胜、吴用、萧让这些人就不行，当然没有别人也不行。无产阶级要翻身，劳苦群众要有知识分子，任何一个阶级都要有为它那个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奴隶主有为奴隶主服务的知识分子，就是奴隶主中的圣人，比如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我们中国的奴隶主也有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周公旦就是奴隶主的圣人。至于封建时代的诸葛亮、刘伯温，《水浒传》里的吴用，都是封建社会里的知识分子。”（《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2-343页。）
公孙胜、吴用、萧让，都是小说《水浒传》里的梁山聚义头领。公孙胜、吴用任副、正军师；萧让善写字，任起草文书等一行事务。
亚里士多德(前384一前322)，古希腊哲学家、科学家。柏拉图的学生。代表作有《形而上学》、《工具论》等。
苏格拉底(前469一前399)，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老师。
周公旦，即姬旦，周文王姬昌之子，周武王姬发之弟。因封邑在周(今陕西岐山北)，故称周公。曾佐周武王伐纣，又辅周成王(武王子)治理国事。因建立奴隶制各项典章制度，被称为孔子前的大圣人。
刘伯温(1311-1375)，即刘基，辅佐朱元璋建立明朝。他博通经史，才识过人，是民间传说里的诸葛亮式的军师人物。
1945年5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选举问题对中央委员们说：“不一定要求每个人都通晓各方面知识，通晓一个方面或者稍微多几个方面的知识就行了，把这些人集中起来，就变成了通晓各方面知识的中央委员会。中国有句老话：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毛泽东：《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见《党的文献》1995年第2期。）
1948年10月31日，毛泽东在10月25日和27日撰写了《蒋傅匪军妄图突击石家庄》、《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迎击匪军进扰》两条消息由新华社发布后，于当天又为新华社撰写了一篇评论《评蒋傅军梦想偷袭石家庄》。在评论中，毛泽东写道：“蒋介石最近时期是住在北平，在两个星期内，由他经手送掉了范汉杰、郑洞国、廖耀湘三支大军。他现在任务已经完毕，他在北平已经无事可做，昨天业已溜回南京。蒋介石不是项羽，并无无面目见江东父老那种羞耻心理。他还想活下去，还想弄一点花样去刺激一下已经离散的军心和人心。亏他挖空心思，想出了偷袭石家庄这样二条妙计。”评论广播之后，傅作义的军队一枪未放，便惊惶地撤回了北平（今北京）。不久，连保定驻军也撤回了北平。一纸书就吓退了傅作义的大军。毛泽东唱了一嗓子京剧《空城计》。他的湖南腔唱京剧很有意思：“我正在城楼观山景，忽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展空翻影，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唱罢，意犹未尽，又加一段《三顾茅庐》中诸葛亮的唱段：“我本是卧龙冈……”（解力夫：《解放战争实录--两种命运的决战》（下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47-348页。另见，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8-119页。）
《三顾茅庐》，其故事见《三国演义》第三十七回《司马徽再荐名士，刘玄德三顾草庐》和第三十八回《定三分隆中决策，战长江孙氏报仇》。内称东汉末年，刘备经徐庶举荐，与关羽、张飞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重振汉室，共图大业。诸葛亮深受刘备感动，出山襄助。
“三顾茅庐”，典出诸葛亮《前出师表》：“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现用来比喻诚心诚意邀请别人。
1950年4月27日，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接见国民党绥远起义将领董其武。毛泽东说：“有人害怕共产党，那有什么可怕呢?共产党心口如一，表里一致，没有私利可图，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把我们国家搞好。你看过《三国演义》吧?共产党就是以诸葛孔明的办法办事。那就是言忠信，行笃敬，开诚心，布公道，集众思，广众益。蒋是搞码头，搞宗派，他是必然要失败的嘛，希望你们团结起来，努力把国家事情办好。”（中共呼和浩特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等编：《呼和浩特史料》（第5集），1984年版，第82页。）
“开诚心，布公道”，其典出《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后成为成语“开诚布公”，即以真心实意和公正无私相待，意思就是诚恳无私。
“集众思，广众益”，其典出《三国志蜀书董和传》，“亮后为丞相，教与群下曰：夫参署者，集众思广忠益也。”后成为成语“集思广益”，集中群众智慧，增多有益的意见。
1953年，毛泽东强调，要在革命战争的实践中锻炼部队。他说，战场就是学校，司马懿打仗是练兵，七擒孟获也是练兵。（《红日照千秋》，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953年2月16日，毛泽东赴南方巡视，来到郑州。在听了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的汇报后，他满意地点了点头。他特别欣赏脚踏实地并善于调查研究的同志，也经常告诫干部们：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先知先觉”，没有什么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诸葛亮。（林一山、杨马林：《功盖大禹》，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85页。）
1953年8月，贵州匪患已基本肃清，惟有程莲珍这名布依族女匪首仍然逍遥法外。当时的公安机关在通缉令中这样写道：“该匪首狡诈多变，行动敏捷，枪法甚精，捉捕时务必提高警惕。”匪首再狡诈，也逃不脱人民的法网恢恢。通缉令发出后不久，剿匪部队终于将她缉拿归案了。当时，贵州军区党委把程的情况上报到了西南军区。这时正值李达参谋长启程赴朝鲜访问，他指示将此案暂时搁一下，留待归国后处理。8月中旬，李达由朝鲜回国。在京期间，他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交谈中，李达汇报到西南地区的剿匪工作，当谈到程莲珍一案的处理意见时，李达向毛泽东汇报说：“这个女匪首，下面要求杀。”但毛泽东明确指示：“不能杀。”并半庄半谐地指出：“好不容易出了一个女匪首，又是少数民族，杀了岂不可惜?”“主席的意思是……”“人家诸葛亮擒孟获，就敢七擒七纵，我们擒了个程莲珍，为什么就不敢来个八擒八纵?连两擒两纵也不行?总之，不能一擒就杀。”（刘光荣等：《毛泽东的人际艺术》，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64-165页。）
1956年，毛泽东读《资治通鉴》：“初，越隽太守马谡，才器过人，好论军计，诸葛亮深加器异。……及出军祁山，亮不用旧将魏延、吴懿等为先锋，而以谡督诸军在前，与张郃战于街亭。谡违亮节度，举措烦扰，舍水上山，不下据城。张邰绝其汲道，击，大破之，士卒离散。亮进无所据，乃拔西县千余家还汉中。收谡下狱，杀之。”(卷七十一，《魏纪》三)批语：“初战亮宜自临阵。”
同期，毛泽东读《资治通鉴》：“(太和五年)六月，亮以粮尽退军，司马懿遣张郃追之。进至木门，与亮战，蜀人乘高布伏，弓弩乱发，飞矢中郃右膝而卒。”(卷七十二，《魏纪》四)批语：“自街亭败后，每出，亮必在军。”（《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92页。）
1956年，毛泽东在列车上，一边吃饭，一边听他喜爱的京剧。据王爱梅回忆说：“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毛泽东听的是张学津唱的《借东风》那段唱腔。他听得很入神，或许是他的情绪感染了我，我也听得很有兴趣。听完唱片，我对诸葛亮的足智多谋非常赞叹，也非常喜欢张学津的唱腔，对他说：张学津唱得真好。毛泽东说：京剧是有韵调的，这是什么板眼你知道吗?我摇摇头说：不知道。他扳着自己的手指说：这是二黄导板回龙。又扳着第二个指头说：还有二黄原板和二黄散板。我点点头说：主席，其实您比诸葛亮高。他好像从《借东风》的思绪中回到现实，慢慢地哦了一声问我：怎么个高法?我怎么比诸葛亮强啦?我说：您总结出的游击战争的十六字方针：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进和诱敌深入战术，不都比诸葛亮高嘛!我们中国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不都是您指挥的吗?毛泽东摆摆手对我说：得，得，这次聊天你胜啦!我听后得意洋洋的。他看我这得意忘形的样，用手指着我说：小鬼，下次聊天我还考你京剧。”（《中华儿女》杂志1995年第2期，第5页。）
1956年，藏区发生叛乱。在一次人代会后，中央把民族地区的同志留下来，为此专门研究讨论。一天，毛泽东请天宝和瓦扎木基到他家里做客，探讨一些政策问题。毛泽东对待民族工作中的问题是十分慎重的，而且一向注意听取少数民族同志的意见。毛泽东让天宝、瓦扎木基等分别坐在他的两旁，然后把一张全国地图铺在桌上。他一边询问叛乱情况，一边对照地图，核实发生叛乱的地方。他总是以商量的语气谈话，虚心征求天宝等人的意见。天宝说：“我们对平叛的决定是拥护的，没有异议。”当谈到藏区喇嘛的问题时，毛泽东问：“天宝同志，你看喇嘛庙怎么处理?”天宝回答：“我认为喇嘛庙事关重大，应该慎重，搞不好会使群众反感。”毛泽东马上肯定说：“好!喇嘛庙就暂时不动。”当谈到一些叛乱分子被捉，放回后又叛乱的问题时，毛泽东告诫说：“诸葛亮就是七擒七纵，我们共产党为什么不可以百擒百纵呢?”（殷理由主编：《毛泽东交往百人丛书（军事人物篇)》，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页。）
毛泽东读史时，对一些能处理好民族关系的政治家，是十分推崇的。他说：“诸葛亮会处理民族关系，他的民族政策比较好，获得了少数民族的拥护。”在《诸葛亮传》中，毛泽东在裴松之引《汉晋春秋》的一段注文旁边，加了很多圈。这条注文，记载了诸葛亮七擒七纵少数民族首领孟获，和平定云南后用当地官吏管理南中的事迹。毛泽东说：这是诸葛亮的高明处。（芦荻：《毛泽东谈二十四史》，《光明日报》1993年12月20日。）
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引习凿齿《汉晋春秋》：“亮至南中，所在战捷。闻孟获者，为夷、汉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观于营陈之间，问曰：此军何如?获对曰：向者不知虚实，故败。今蒙赐观看营陈，苦祗如此，即定易胜耳。亮笑，纵使更战，七纵七擒，而亮犹遣获。获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即其渠帅而用之。或以谏亮，亮曰：若留外人，则当留兵，兵留则无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伤破，父兄死丧，留外人而无兵者，必成祸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废杀之罪，自嫌衅重，若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夷、汉粗安故耳。”
“诸葛亮七擒七纵少数民族首领孟获，和平定云南后用当地官吏管理南中的事迹”，其故事见《三国演义》第九十回《驱巨兽六破蛮兵，烧藤甲七擒孟获》。
1957年前后，毛泽东在读清姚鼐所编《古文辞类纂》时，就其中的若干文篇评点。在宋朝苏洵《权书项籍》的一段：“诸葛孔明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且彼未尝见大险也，彼以为剑门者，可以不亡也。吾尝观蜀之险，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继，兢兢而自安，犹且不给，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汉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真可以控天下，又乌事夫不可以措足如剑门者而后日险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达之都，使其财帛出于天下，然后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椟而藏诸家，拒户而守之，呜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盗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毛泽东批语：“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06页。）
“隆中对”，见《三国演义》第三十八回《定三分隆中决策，战长江孙氏报仇》。是指汉建安十三年(208)春，诸葛亮在隆中，和刘备就当时天下形势和走向的一次谈话。他提出今后军事战略是：“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刘备)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建安二十年(215)，刘备在占领益州后，以诸葛亮留守，自引军北攻汉中，尔后，又命关羽由江陵北上进攻襄樊。
1957年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讲话，指出：“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确有其事，不仅小说上那么写，历史上也那么写，也像鱼跟水的关系一样。群众就是孔明，领导者就是刘备。一个领导，一个被领导。”（《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82页。）
“如鱼得水”，像鱼得到了水一样，比喻得到十分适合的人物或环境。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
1957年11月18日，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中，在谈及党内团结要讲辩证方法时，毛泽东说：“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这是中国的成语。中国还有一句成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单独的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527页。）
1958年，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中，提到了“甘罗、贾谊、刘邦项羽、韩信、释迦、颜子、红娘、荀灌娘、白袍小将、岳飞、王勃、李贺、李世民、罗士信、杜伏威、马克思、列宁、周瑜、孔明、孙策、王弼、安眠药发发明者、青霉素［发明者、达尔文、杨振宁、李政道、郝建秀、聂耳、哪吒、兰陵王”。他在讲话中列举了这些人的事例，说：举这么多例子，目的就是说明青年人是要战胜老年人，学问少的人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不要为大学问家所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不要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94、208页。）
甘罗，战国后期秦国官员，楚下蔡(今安徽凤台)人。年12岁便出使赵国。
贾谊(前200一前168)，西汉政论家，雒阳(今河南洛阳)人。18岁以文才闻名全国，20岁任博士。
刘项，刘，刘邦；项，项羽。他们都是秦末的农民领袖。
韩信(?一前196)，西汉初军事家，淮阴(今江苏清江西)人。秦末佐刘邦击败项羽。
释迦，即释迦牟尼，古代尼泊尔王子，佛教创始者。
颜子，即颜回，孔子最得意的学生。
红娘，元杂剧《西厢记》人物，小姐崔莺莺丫鬟，助其小姐与书生张君瑞成全婚姻。
荀灌娘，东晋官员荀菘之女，13岁冲出重围，讨得救兵为城解围。
白袍小将，即薛仁贵(614-683)，唐朝名将，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随唐太宗出征高丽，身着白袍驰入敌阵，所向披靡。
岳飞(1103-1142)，南宋名将，相州汤阴(今河南汤阴)人。宜和四年(1122)从军，由小兵升至大将。
王勃(650--676)，唐诗人，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14岁应举入第。20来岁写有名篇《滕王阁序》。
李贺(790--816)，唐诗人，河南福昌(今河南洛宁)人。有《李长吉歌诗》。
李世民(599-649)，即唐太宗。18岁随父起事。
罗士信，唐初将领。14岁就领兵打仗，所向披靡。
杜伏威(?一624)，隋末农民领袖，齐州章丘(今山东章丘)人。隋大业九年(613)率义起事。
哪吒，明人神魔小说《封神榜》中的人物，闹海小英雄。
兰陵王，即高长恭。
薄一波回忆：20世纪50年代末，在北戴河召开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要我把小组会上的发言加以充实，在回北京继续召开的大会上再讲一次。当我讲到旧戏中王佐断臂“为国家尽忠心，昼夜奔忙时”，几位同志纷纷插话，毛泽东接着叶剑英同志的插话说：“我送你一句话：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吕端是北宋人，当过太宗朝的宰相，时人称之“识大体，以清简为务”。宋太宗所作的《钓鱼诗》欲饵金钩殊未达，皤溪须问钓鱼人”，就是意以属吕端的。”（薄一波：《经得艰难考验时一一忆叶剑英同志》，见(领袖元帅战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2版，第168页。）
吕端(935-1000)，北宋大臣。在他任宰相时，太宗(赵光义)病死，内侍王继恩欲另立皇帝。他及时发觉，即拥戴太子(赵恒)即位，并把王继恩赶出汴京(今河南开封)。
1960年6月7日，毛泽东在郑州接见正在我国参观访问的来自非洲十二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活动家、和平人士，以及工会、青年、学生代表团的代表。据熊向晖回忆：在审阅新华社的新闻稿后，“主席又让我把这条新闻稿从头到尾念一遍。念完后，主席说，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你们还有什么意见?杨尚昆说，很好了，没有意见了，早点发出去，再迟，新华社就难办了”。（熊向晖：《毛泽东主席与“小国弱国人民会议”》，见《缅怀毛泽东》，第310页。）
1962年2月5日，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接见南京炮兵工程学院院长孔从周。毛泽东以提问的方式，详细了解了该学院的情况。他说：炮兵工程学院办校宗旨应当是什么呢?我看应当是培养具有现代化知识的炮兵科技人才。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科学技术天天在进步。我们祖先使用的十八般兵器中，刀矛之类属于进攻性武器，弓箭是戈矛的延伸和发展。由于射箭误差大，于是又有了弩机，经诸葛亮改进，一次可连发十支箭，准确性提高了。他征孟获时使用了这个先进武器。可是孟获也有办法，他的3000藤甲军就使诸葛武侯的弩机失去了作用。诸葛亮经过调查研究，发现藤甲是用油浸过的，于是一把火把藤甲军给烧了。后来又有人制成了抛石机，依靠机械的力量，可以把十几斤重的石头抛出50步以外，成为古代攻打城池和野战的重要武器。这些都是冷兵器，只有在火药发明以后，才出现了历史性的变化。（田玄：《中将交往录》(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页。）
“火烧藤甲军”，故事见《三国演义》第九十回《驱巨兽六破蛮兵，烧藤甲七擒孟获》。但此故事并不见于史传。
“诸葛亮弩机”，见《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诸葛亮的连弩法，其法矢长八寸，一弩可发十矢。1964年，四川郫县曾出土的蜀汉景耀四年(161)制作的铜弩机，即系此种武器。
1967年7月，毛泽东在上海听取杨成武汇报后，对他的几位老战友进行了评价。在说到叶剑英时，毛泽东说：“剑英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说到这里，毛泽东幽默地摸摸脑袋)，就没有这个了。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萧心力：《巡视大江南北的毛泽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5月版，第383页。）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党中央决定由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时，毛泽东再一次引用“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句话，来高度称赞叶剑英的历史功迹。（宋时轮：《最艰难处显奇才》，见《萦思录》，第62页。）
1974年10月，毛泽东在长沙听取王洪文的诬告后，批评他说：“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你要注意涵养，不要跟她（即江青）搞在一起。你回去后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总理的工作能力强哟，你王洪文比起总理来差得远哩。还有剑英，功劳很大呢，他腹有良谋。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你根本不是对手。你们四个人不要搞成四人帮。别人不敢批评你们，大概只有我了。记住，回去多和总理、剑英商量。”（师东兵：《决定中国命运的28天一一粉碎“四人帮”集团纪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384页。）
